近日，財政部會同證監會、審計署、銀監會、保監會正式下發了《企業內部控制配套指引》，并要求國內上市企業分別在2011年和2012年施行。

　　企業內部控制規范體系形成

　　安永遠東區風險管理咨詢服務主管合伙人謝明發表示，新頒發的內部控制配套指引分為評價指引和應用指引，為企業落實建設、實施和評價內部控制體系提出了明確的指引，而審計指引也為會計師事務所對企業內部控制審計提出了專業準則，這些指引連同《企業內部控制基本規范》，構建起中國企業內部控制規范體系。

　　中國企業，特別是上市公司的內部控制體系的建設和監管走過了很長的一段路程。2002年財政部就發布了《企業會計內部控制基本規范》，以會計核算為重點提出了內部控制的要求。在2004年美國薩班斯法案出臺后，中國在美上市公司經歷了海外資本市場合規要求的挑戰。而中國的資本市場和監管機構也不斷推出內部控制和風險管理方面的合規要求，如上海證券交易所要求部分上市公司在2008年和2009年年報中披露內部自我評估報告。2008年，財政部、審計署等五部委聯合發布《企業內部控制基本規范》，該規范被譽為中國版的薩班斯法案。但是，由于相關配套指引沒有發布，目前不同的企業對于內部控制的建設、評價和披露報告存在一定的差異。

　　安永分析了截止到2010年5月6日的上市公司年報中內部控制評估的披露情況。在收集到的對內部控制進行了披露的266家企業中，對于內部控制基本要素的定義不盡相同：按照《企業會計內部控制基本規范》所規定的內部控制要素的企業占76.7%，而按照其他標準或非標準內控要素披露的占23.3%.

　　在內部控制評價范圍方面，97%的企業披露了針對全面內部控制的自我評估報告，而9家企業（3%）將內部控制自我評估的范圍限定在財務報告內部控制方面。

　　企業對于內部控制有效性的結論也采用了不同的語言。55%的企業在自我評估報告中做出了內部控制有效的結論，而45%的企業采用了“基本有效”的提法或未對內部控制是否有效做出結論。

　　在注冊會計師的內部控制鑒證方面也存在著一定的差異，52%的企業（139家）披露了內部控制鑒證報告，其中130家針對財務報告內部控制進行了鑒證，9家對全面的內部控制進行了鑒證，而僅有102家（73%）給予了明確的內部控制是否有效的鑒證意見。更為重要的是，由于缺乏統一的內部控制審計指引，不同的注冊會計師對于內部控制鑒證所依據的相關專業準則各不相同。

　　謝明發認為，“這些差異使得上市公司內部控制的報告與披露在很大程度上缺乏可對比性和可參照性。隨著企業內部控制配套指引的正式發布，企業在內部控制的建設、評估和報告披露方面有了更清晰的指引和標準。”

　　為出具合規報告須積極準備

　　雖然境內外同時上市的公司內部控制報告披露的時間是2011年底，而境內主板上市公司的報告披露時間是2012年底，但是，安永中國風險管理咨詢服務合伙人王海瑛強調，目前很多上市公司所面臨的挑戰是能否在規定時間內完成相關工作，出具一份內部控制有效的報告。

　　她解釋說，“企業不僅要在內控報告披露前完成內部控制文檔的建設工作，而且還要完善內部控制缺陷，并留出足夠的時間進行內部控制運行有效性的自我評估和審計師測試工作。”

　　王海瑛進一步表示，根據安永對美國公司就薩班斯法案遵循情況的調研，即便是非常成熟的大型美國公司也需要一年到兩年的準備時間。而中國內部控制基本規范的適用范圍已經超出了薩班斯法案所要求的財務報告內部控制范圍，涵蓋戰略、運營、合法合規及戰略實現等內容。因此，中國上市公司需要充分認識到內部控制工作的挑戰。

　　根據安永在國內外為眾多企業提供內部控制咨詢和審計服務的經驗，王海瑛提出中國企業需要從三個方面來應對內部控制工作所帶來的挑戰與機遇：（一）立即開展內部控制體系建設的整體規劃工作，明確時間表；（二）在企業內部強調內部控制建設工作的重要性，確定內部控制工作的團隊，必要時引入專業人員予以協助；（三）充分考慮企業內部控制體系與現有管理體系的對接，實現成本效益相結合。

　　《企業會計內部控制基本規范》在對企業提出挑戰的同時，也為企業在加強管理和提升管控水平等方面帶來了改善機遇。王海瑛指出，很多企業開展內控工作最初只是為了合規，但最后發現最大的回報不是在合規本身，而是通過對內部控制的梳理，加強了企業管控力度，推進了流程的標準化以及提高了企業管理者的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