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解稅收籌劃的道德困惑

來源: 編輯： 2005/08/25 11:18:00　字體：大小

　　不少企業稅收籌劃做得很成功，但卻羞于向人提及。究其原因，除了怕惹麻煩外，更多的企業家在內心深處，總覺得向國家少繳稅，并不是一件光榮的事情。看來，企業家對稅收籌劃缺少道德認同感。

　　以前，在我們的主流意識形態中，一直烙下的是納稅光榮的印跡。在計劃經濟體制下，企業是國家的，繳稅也是繳給國家，也就是人們通常說的從小口袋到大口袋。實質意義上講，企業與國家是一家人。稅負一定程度上只是資金存放地點的變化，稅收籌劃根本沒有必要。而衡量企業家的直接標志就是上繳利稅的多少，不僅企業家的使命如此，而且企業家的道德認同感更是生長于此。

　　在市場經濟體制下，企業不再是國家行政機構延伸的一部分，企業家的使命也不再是以上繳利稅的多少為目的，而是如何在競爭中生存、發展，追求企業利潤成為企業家的優先選擇。企業家的責任感、道德感是以如何發展企業為衡量標志的。企業家有權更有責任充分利用一切合法的資源（包括經濟資源與法律資源）以求得在競爭中生存、發展。如果不合理利用資源以促進企業發展，反而不符合企業家的道德標準。稅收籌劃是企業家利用法律資源的最直接的表現，符合市場經濟體制下的企業家道德。

　　企業利用經濟資源必然會造成對環境的影響，但只要企業的行為遵從環保法的規定，企業家不會因為利用經濟資源而存在道德壓力。

　　企業利用法律資源進行稅收籌劃，必然會對國家稅收造成影響，盡管企業家的行為亦符合法律規定，但企業家卻難解心中的道德困惑。

　　同樣是合法利用資源，為什么確是兩樣的感覺？究其原因，在于稅收籌劃造成影響的對象的特殊性，不是別人而是國家。市場經濟體制下，國家究竟扮演何種角色？是否具有特殊性？

　　建國以來，國家在政治、經濟、文化等領域都成為惟一的主導力量。在這種高度政治化的社會形態中，國家與社會、政治與經濟、政治與文化之間的不同結構與功能被同一化了。比如在經濟方面，經濟結構政治化，經濟實體行政化，從而失去了其自治的功能與自主的活力。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對傳統社會主義模式進行了種種改革，直至最終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有市場經濟就有市民社會，市民社會是對應于政治國家的私人活動領域，是最充分地展示個人的自由、個性和權利的場所。市民社會的建立就蘊藏著深刻的個人權利本位的倫理要求。這一過程就是一個從以權力為主導的社會向以權利為主導的社會行進的過程。

　　如何調整企業特殊利益與國家普遍利益的矛盾和沖突？事實證明，由市民社會來協調兩者之間的矛盾，維護社會公平，比過去由政府單方意志、靠政府強力解決要好得多。

　　市場經濟的發展，促進市民社會的成熟，政治國家在成熟的市民社會中不再具有特殊性，惟有如此，企業家才會不存在所謂道德困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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