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論隱匿、銷毀會計資料罪的認定

    一、認定隱匿、銷毀會計資料罪的法律依據

    有關隱匿、銷毀會計資料的刑事處罰源于附屬刑法的規定。1993年《會計法》第26條就涉及了此類犯罪行為的刑事責任問題。1999年《會計法》加大了對隱匿、銷毀會計資料罪等嚴重違法行為的懲罰力度。《會計法》第44條第1款明確規定：“隱匿或者故意銷毀依法應當保存的會計憑證、會計賬簿、財務會計報告，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同時，第45條第1款還特別規定：授意、指使、強令會計機構、會計人員及其他人員……隱匿、故意銷毀依法應當保存的會計憑證、會計賬簿、財務會計報告，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

    在刑法修訂以前，1979年刑法對于隱匿或者故意銷毀依法應當保存的會計憑證、會計賬簿、財務會計報告的犯罪行為沒有《會計法》可以參照的刑罰條款。直至1999年12月25日第九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三次會議頒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修正案（一）》（以下簡稱《刑法修正案（一）》）第1條才明確規定：“第162條后增加一條，作為第162條之一：”隱匿或者故意銷毀依法應當保存的會計憑證、會計賬簿、財務會計報告，情節嚴重的，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處或者單處2萬元以上20萬元以下罰金。‘’單位犯前款罪的，對單位判處罰金，并對其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依照前款的規定處罰。‘“從而及時彌補了刑法典的疏漏，為司法實踐提供了明確的法律依據，并為防范和懲處日益增多的涉及會計資料的嚴重違法犯罪提供了強有力的法律武器。

    二、隱匿、銷毀會計資料罪與非罪的認定

    根據《刑法修正案（一）》第1條與1999年《會計法》第44條第1款的規定，行為人實施隱匿或故意銷毀依法應當保存的會計憑證、會計賬簿、財務會計報告的行為，情節嚴重的，方能認定為犯罪。筆者認為，對于此類罪與非罪的認定應特別注意以下三個方面：

    （1）行為人隱匿、銷毀會計憑證、會計賬簿、財務會計報告是否出于違法的故意。如果行為人由于過失或者意外事故銷毀了上述會計資料，則不應認定為犯罪；如果行為人明知上述會計資料應當依法保存，卻故意予以隱匿或者銷毀，則可能構成犯罪。

    （2）行為人銷毀的會計憑證、會計賬簿、財務會計報告是否是依法應當保存的。如果行為人按照法定的審批程序和銷毀辦法，銷毀超過保管期限的上述會計資料，則不構成犯罪；如果行為人未按照會計檔案管理規定的審批程序和銷毀辦法擅自銷毀未到保管期限而應當依法保存的上述會計資料，則可能構成犯罪。

    （3）行為人隱匿或者故意銷毀依法應當保存的會計憑證、會計賬簿、財務會計報告的行為是否情節嚴重。如果行為人的上述行為情節較輕，應當作為違反《會計法》的一般違法行為給予相應的行政處罰；如果行為人實施上述行為情節嚴重，則應認定為犯罪。目前，刑法和《會計法》對于“情節嚴重”的具體含義未有明確的規定。參照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在《經濟犯罪案件追訴標準的規定》第7條規定的隱匿、銷毀會計資料案的立案追訴標準，結合我國查處會計犯罪的司法實踐，筆者認為，涉嫌下列情形者可視為情節嚴重：隱匿、銷毀依法應當保存的上述會計資料涉及的金額或者損害投資者、債權人和國家利益數額在五十萬元以上的；逃避依法查處而隱匿、故意銷毀依法應當保存的會計憑證、會計賬簿、財務會計報告或者拒不交出會計資料的；隱匿、故意銷毀行為導致上述會計資料喪失使用價值，致使無法查閱或者查而不明，虛實難辨的；采取縱火焚毀、誣陷嫁禍等惡劣手段實施隱匿、銷毀上述會計資料行為的；雖經行政處罰但仍屢教不改、屢罰屢犯的，等等。

    三、隱匿、銷毀會計資料罪罪數的認定

    在查處此類犯罪的司法實踐中，行為人實施隱匿、銷毀會計資料的行為往往與其他犯罪活動關系密切，牽連交錯。因此，就很有必要對其罪數加以認定，以便在刑法定罪和刑罰適用上，科學地把握一罪與數罪的區別與處斷原則。

    在《刑法修正案（一）》頒布之前，由于刑法未將隱匿、銷毀會計資料的嚴重違法行為作為單獨的犯罪加以規定，只是在其已造成嚴重后果之后，作為犯罪情節、手段，分別以偷稅罪、逃避追繳欠稅罪、騙取出口退稅罪、貸款詐騙罪、貪污罪、挪用公款罪等追究刑事責任。但是，鑒于隱匿、銷毀會計資料等嚴重違法犯罪行為的危害性極大，因而，對于隱匿、故意銷毀會計憑證、會計賬簿等嚴重違法行為本身，不論出于什么目的、動機，都需要作為單獨犯罪予以刑事處罰，以便從源頭上、基礎上維護國家利益、公眾利益和社會經濟秩序。新頒布的《刑法修正案（一）》就明確地將隱匿、故意銷毀依法應當保存的會計憑證、會計賬簿、財務會計報告的行為規定為單獨犯罪。

    據此，筆者認為，此類犯罪活動原則上應認定為數罪，實行數罪并罰，而不宜以牽連犯或者吸收犯來認定為一罪。其理由如下：

    （1）從上可知隱匿、故意銷毀會計資料等嚴重違法行為不論目的、動機如何，本身應構成單獨犯罪予以刑事處罰的立法思想。同時，世界上不少國家和地區在司法實踐中對此類嚴重違法犯罪行為也多是單獨定罪處罰的。《會計法》實施刑事處罰所參照的《刑法修正案（一）》又明確將隱匿、銷毀會計資料罪定為新的犯罪。因而，如果將隱匿或者故意銷毀會計資料的行為與其他犯罪行為以牽連犯或者吸收犯來定為一罪，實行從一重罪處罰，則與上述兩法立法要旨不符。

    （2）一般來說，行為人實施隱匿、銷毀會計資料的行為不論是在實施其他犯罪之前還是之后，都只是為了防止罪行敗露、逃避懲處，是行為人掩蓋其他犯罪行為的輔助手段，而不是實施其他犯罪的方法行為或者結果行為，與其他犯罪之間不具備手段和目的的牽連關系；此外，隱匿、銷毀會計資料行為雖與其他犯罪行為關系密切，甚至有可能處于同一犯罪過程，但并不是其他犯罪的必經階段，而其他犯罪行為也不是隱匿、銷毀會計資料行為發展的當然結果，故也不存在吸收關系。因而，此類犯罪活動不宜作為牽連犯或者吸收犯來處罰，而應實行數罪并罰。

    （3）在罪數認定的問題上，還有兩種特殊情況值得引起注意：其一是法條競合的問題，即對于刑法已明文將隱匿或者故意銷毀會計資料認定為實施其他犯罪的手段，且前者的確與后者之間存在著手段和目的的牽連關系，應依照刑法特別法條規定定罪處罰。例如，在查處偷稅犯罪時，由于刑法第201條第1款已明確將“隱匿、擅自銷毀會計賬簿、記賬憑證”認定為偷稅犯罪的手段，如隱匿、銷毀會計資料行為與偷稅犯罪之間實際上具備刑法所規定的這種手段和目的的牽連關系，則應按法條競合原則，依照刑法第201條第1款特別法條規定，以偷稅罪予以定處。其二是行為人為了實施隱匿、銷毀會計資料的行為，采用的手段又觸犯了刑法規定的其他罪名時，則有可能涉及到按牽連犯來從一重罪處罰的問題。例如，行為人在采用縱火的手段來銷毀會計資料的同時又對公共安全構成了危害，由于縱火行為與銷毀會計資料行為之間具備了手段與目的的關系，故應按照牽連犯來予以定罪處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