稅收政策對抑制房地產投機的作用遠大于金融政策，對流通環節課以重稅可以有效抑制房地產投機行為。
調控房地產市場是一項非常復雜的
工作，我國房地產市場還處于發展和轉軌過程中，政府調控房地產市場的經驗較少。因此，不斷總結經驗，借鑒國外調控房地產市場的成功做法，對做好我國的房地產市場調控意義重大。
日、韓兩國的房地產市場與我國有很多相似之處：都實施了類似的經濟趕超戰略，經濟發展迅速，城市化的時間較短，城市人口增長很快；都屬于儒家文化圈，國民對不動產有偏好。因此，相比歐美國家，日、韓的經驗對我國的房地產調控更具借鑒意義。
日本：稅收政策終結“土地神話”
在上世紀80年代，土地稅制的不合理成為導致日本經濟泡沫的重要原因之一。
土地稅制結構與經濟泡沫成因的關系主要體現在以下幾點：首先，在房屋“保有階段”，保有者的賦稅負擔過低。1990年，不動產稅占日本所有稅收比重為6.5%，占國民所得的1.7%.而當時美國的不動產稅占所有稅收比重為14%，占國民所得的3.5%.可見，日本在土地保有上的繳稅負擔比美國低一半左右。日本在上世紀90年代出現房地產泡沫后，大幅度增加不動產稅。2002年，不動產稅占日本所有稅收的比重比1990年提高了1倍（參見圖1、圖2）。
土地價格的飛漲、土地買賣以及房地產投機成為社會問題，高達年收入數倍的高價住宅使工薪階層的購房夢想成為泡影。更嚴重的是，高價土地成為外國企業進入日本的障礙，收入和房地產價格之間已經到了無法平衡的地步。資料顯示，1990年日本房地產泡沫最大時，東京圈的房價收入比是8∶1.
在經濟泡沫沖擊下，日本政府和日本銀行采取了許多對策：1989年5月提高央行利率； 1991年4月開始對用土地作擔保所進行的融資進行總量限制；1992年4月設立地價稅，強化轉讓收益稅的征收，并改善土地評價體系。
日本土地稅制改革的思路主要有以下幾點：
一、減少土地作為資產的可利用性，抑制土地投機，促進土地有效利用。為此，除征收固定資產稅外新設地價稅，對土地保有實施高稅率，以提高土地有效利用。
二、強化轉讓收益課稅。對短期土地交易的轉讓收益強化征稅，起到了抑制投機的作用。在經濟泡沫出現之前，對個人而言，4000萬日元的土地轉讓收益需要交納20%的收入稅，對于超過4000萬日元的部分，實行50%的綜合課稅；對法人而言，除通常的法人稅率之外，保有期在十年以下的，征收20%追加課稅。但是，這種轉讓收益課稅對抑制投機活動并不見得有效。為抑制投機，1992年開始實施針對泡沫經濟的稅制，對于保有期在兩年以下的土地，轉讓時另行加收30%的重稅。
在泡沫經濟下，土地價格的上升與其說是商人的努力，不如說是政府公共開發的結果，利益的一部分理應交還給國家，土地價格上升所帶來的利益應該納稅。具有懲罰性質的稅收制度對土地投機發揮了巨大的抑制作用。
三、關于遺產繼承稅和城市規劃區域內農用土地的課稅。提高對遺產繼承土地的評價，把城市化農業用地和周圍住宅用地按照同樣的稅率征稅。此外，針對避稅也采取了相應的對策。固定資產稅雖然有可能出現低估情況，但這種低估卻保證了對“保有階段”進行適當征稅。
實施這些對策的結果是：日本土地價格從1988年開始放緩漲勢，此后長期處于下跌狀態，直到目前仍然低迷，“土地神話”已經終結成為市場共識。
韓國：重稅打擊投機
韓國國土面積為10萬平方公里，人口4600萬，是一個典型的地少人多的國家。這些年來，其國內生產總值以平均每年4%～5%的速度增長，并帶動了房地產業的快速發展，屬于國民經濟和房地產業發展較快的國家。這種情況，為房地產價格持續上漲創造了重要條件。特別是進入21世紀后，許多富人利用資金和私有房地產（據統計，韓國5%的富人占有82.7%的私有房產）加入房地產投機，投機活動日益猖獗，房價不斷飆升。例如，房地產投機活動猖獗的首爾江南區，就出現了一個“富婆炒房團”。這些“富婆”斥資10多億美元，相互勾結，哄抬房價。據統計，該地區2000年平均房價每平方米3000美元左右，到2005年初漲到了1萬美元左右，五年時間竟漲了2倍多。從全國來看，許多大城市房價的年上漲幅度達到7%～10%，有的城市最高的年漲幅達到28.9%.
土地、住宅和其他房地產價格的不斷飆升，對韓國社會、經濟發展和人民生活都造成了巨大傷害，已經到非整治不可的地步。
韓國在整治房地產投機時，主要采取了以下幾項舉措：
一、態度鮮明地宣布政府要直接抓“整治工作”。盧武鉉總統宣布，“這是一場與房地產投機勢力進行的戰爭”。這既說明整治任務的艱巨性，也表明政府要把整治任務進行到底的決心和信心。
二、大造輿論。房地產投機造成房價連年飆升，天怒人怨。在政府表明要與房地產投機作堅決斗爭后，廣大媒體也順應形勢參加了“斗爭”，形成了強大的輿論攻勢。
三、采用逐步升級的辦法，用重稅打擊投機。今年，韓國政府對出售第二套或第三套房產的賣主征收30%的資本收益稅。從2007年起，將改為對出售第二套房產的賣主征收50%的資本收益稅，對出售第三套住房的賣主征收60%的資本收益稅。也就是說，投機者賣掉一套住房，政府就拿走一半收益，使投機者無利可圖甚至虧本。同時，調整房地產所有稅，今年已把房地產所有稅起征點由過去的9億韓元下調到6億韓元，稅率為1%～3%，并計劃從2008年起，以每年提高5%的速度提高房地產所有稅稅率，直到提升到適當稅率為止。
四、有壓有保。在打擊投機的同時，政府大力幫助無房戶和低收入者解決住房問題。銀行對無房戶購買住房，貸款利率由現行的5.2%下調到4.5%.對年收入在2萬美元以下的貧困戶，可提供房價70%的貸款，利率也下調到4.5%.這樣的辦法，體現了區別對待的政策。
五、加快公寓住宅建設。韓國政府決定在全國新建19萬套公寓住宅。公寓住宅主要面向中低收入者，可以較好地滿足中低收入者的住房需求。而公寓住宅價格受到政府適度調控，有利于降低平均房價。
啟示：對流通環節課以重稅
我國房地產政策調控已持續三年多，但穩定房價的目標還遠遠沒有達到，打擊房地產投機任重而道遠。2006年之后的政策重點還是打擊投機，控制房價的過快上漲。2005年下半年，當上海房價開始調整的時候，以深圳為代表的珠三角城市房價開始出現明顯上漲趨勢。從統計數據看，2005年11月，深圳的住宅價格同比上漲超過20%，廣州周邊幾個衛星城的房地產價格有明顯異動，北京的住宅價格同比上漲也超過20%.另外，一些中小城市的房價不僅沒有受到政策調控的影響，相反卻呈現快速上漲勢頭。今年六月“國六條”出臺之后，7、8兩月房價依然上漲，政策的邊際效用越來越小。
房地產的政策調控效果為什么不盡如人意？這不僅是一個現實問題，也是一個重大理論問題。關鍵是我國房地產稅收制度存在嚴重缺陷，不動產稅一直沒有征收。
日本和韓國的經驗告訴我們，財政稅收政策對抑制房地產投機的作用遠大于金融政策，對流通環節課以重稅可以有效抑制房地產投機行為。
將我國的房地產稅制與日本進行比較可以看出（參見表1），當前，我國的房地產稅收結構還很不合理，不動產稅還處于論證階段，20%的所得稅還沒有得到落實。我國的當務之急是增加房地產轉讓環節的所得稅負擔，對于兩年以下轉手的房地產應額外征收20%的所得稅。要抓緊出臺不動產稅，不動產稅對于中國而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反過來看，如果我們在房地產稅收上沒有什么大的動作，那么，我們對房地產市場的調控就不可能取得實質性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