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日起，消費稅政策的一攬子調整方案已經付諸實施了。這是自1994年起開征消費稅12年后的首次重大調整，也敲響了2006“稅制改革年”的開場鑼。
消費稅是針對一些特定消費活動的選擇性稅收，這些被單列出來的特定消費活動，多是些可能產生負外部效應或被認為是奢侈品的商品和服務。“新裝”消費稅調整的方向就是針對這些特定消費活動而征收的，體現出政府在社會財富二次分配中對公平原則的貫徹和通過稅收手段在建設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等方面所作的努力，值得稱道。
前段時間我剛寫了一篇文章，呼吁減輕我國納稅人，特別是民營企業的稅負，以保護我國經濟增長的支撐力（《新理財》2006年第4期）。話音剛落，消費稅的大規模調整就開始了。消費稅的重大變動對于民間企業來說究竟會產生什么樣的影響？影響會有多大？前景如何？它跟輕稅政策之間應當是一種什么關系？我想，這是每一個關心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人都密切關注的。
本次消費稅的調整，除了發揮其調節功能，增稅的意圖也很明顯。因為新增的6個應稅品目及調高大排量小汽車、摩托車的稅率而增加的稅收收入，明顯地大于取消護膚護發品的征稅及調低小排量小汽車、摩托車的稅率而減少的稅收收入。這一點財政部“有關負責人”也沒有否認。以汽車為例，雖然私車的各種開銷不斷增加，人們該買車的還在買，也就是說，汽車的價格彈性相對較小，只要價格不是漲得太過分，需求就不會受到太大的影響。可見，國內巨大的汽車消費市場給國家財政創造了極為豐厚的來源。
但只是國家一頭撈足“好處”應該不是一個良性稅制的全部落腳點。一段時間以來，企業家們普遍有一種憂慮，好不容易在市場上“打拼”而賺取的一點利潤，有相當一部分被國家以各種稅收形式拿走了。很多人感到這樣下去企業將無法進一步發展壯大，只能在低水平上競爭甚至無法與他人競爭，只能獲得低水平的利潤甚至沒有利潤，只能保持低水平的發展甚至不能再言發展。
從我國的實際情況來看，消費不足仍然是當前制約我國經濟發展的一個不利因素，在選擇消費品征稅時，應當充分考慮對相關產業和消費需求的影響。多年來，投資和出口一直是中國經濟增長的兩大驅動力。為了有效刺激和擴大內需，政府采取了諸多政策措施。從這個角度說，政府開征新消費稅最應注意的是不傷害內需增長的元氣，保持經濟增長的“后勁”。因為只有內需拉動的經濟才是健康的經濟，如果人們失去了投資或消費的信心或熱情，后果將是非常嚴重的。
如果我們從這個角度來觀察這次消費稅的調整，就會發現一些問題。稅制調整無疑具有許多積極作用，但我感到它還沒有觸及中國稅制的核心問題，這就是如何把稅收與整個經濟社會的發展結合起來考慮，特別是在保護我國經濟增長的源泉和動力方面，顯然沒有進行充分的論證和運籌。消費稅的確增加了部分消費者的負擔，但卻沒有相應地減輕企業的負擔。由于競爭因素的存在，對消費品的征稅有可能傳遞到相關產業，進一步加重企業的負擔。
消費稅是選擇性征稅，即有的商品征稅，有的不征稅，這就極容易產生稅收的“替代效應”。納稅人在對自己的行為選擇作決策的時候，如果他感到自己更加努力工作的機會成本過高，一般都會盡可能地避開征稅或稅收負擔重的活動，即以不投資代替投資，以免稅、低稅活動代替有稅、重稅活動，以閑暇代替更加努力的工作。而稅收替代效應一旦產生，實際的經濟活動就會減弱，最終政府的稅收總量就會減少。
我國消費稅除了金銀首飾征在零售環節，其他均在委托加工、生產及進口等三個環節征稅。這樣的稅制設計有明顯的漏洞，國外奢侈品公司只選擇在大城市開店，而不選擇在我國設廠，這就規避了大量的流轉稅，外商由此可以在中國市場獲得高額利潤。而中國的民間企業卻無法做這樣的選擇。高爾夫球、游艇等奢侈品并非生活必需品，這就很難避免稅收替代性的發生。當商品與服務由于征收消費稅而價格上升時，消費者出于理性完全可以選擇其他消費來替代，比如，高檔汽車漲價了，我去買高檔住宅；高檔住宅漲價了，我可以選擇出國旅游，既然我想消費，總是能找到“花錢的地方”。而生產這類商品的企業短期內不可能輕易改變經營方向，該行業的工人也很難及時更換職業，結果必然是產品需求減少、生產萎縮，直接遭受損失的是相關產業以及置身其中的從業者的利益。隨之，國家的宏觀經濟總量和政府稅收都不免受到影響。所以消費稅的調整，謹慎些不為過。
現在有很多人主張進一步擴大消費稅的征收范圍，比如豪宅、高檔服裝、桑拿、健身，甚至出境旅游，凡是富人消費的，統統征稅。說說可以，但如果真的這樣做了，就有可能造成依附于這些高消費背后的服務業、加工制造業等相關產業的萎縮，造成這些企業的職工“丟掉飯碗”。這樣的稅收不僅起不到“縮小貧富差距”的作用，反而會幫窮人的“倒忙”，導致貧富差距進一步拉大。
在當前一部分社會成員已經進入富裕型收入階層，還有少數人成為特高型收入群體的情況下，加強消費稅的調節作用確有必要。但問題也不是那么簡單。表面上看是“誰買單誰交稅”，誰消費高檔奢侈品和服務就由誰來承擔稅收，但也可能發生另一種情況，即消費者或納稅人并不是最后的稅收承擔者，即“負稅人”。
消費稅是流轉稅，而且是一種重復課征的間接稅，因此它是可以轉嫁的，廠家一般會選擇以提高銷售價格、壓低購進價格或降低成本方式來“消化”稅負。消費稅開征最需要注意的就是稅負最后是不是真正落在富人身上，是不是反而落在了中低收入水平的消費者身上。例如，某商人將一塊高檔手表贈與一位官員，官員享受了免費的高消費奢侈品，可他并不是稅收的承擔者。說實在話，經常出入高消費場所的有幾個是自己“買單”的？表面上看，稅收的承擔者是“買單”的商人，但商人“買單”的目的是為了權錢交易，換取官員手里的“公權力”，目的達到后，他會千方百計把稅負轉嫁給他人負擔。比如，用克扣職工工資的辦法“消化”在成本里面，或者提高產品價格也可以轉嫁出去，不管用哪種辦法，最終的負稅人還是普通民眾，這樣，消費稅的調節作用也就難以體現了。
因此，我國稅制改革應注意盡量減少流轉稅的征收，因為它具有制約私人部門投資的負面效應。如果流轉稅高到使企業沒有利潤或只產生低利潤，私人部門就不愿意在這些領域投資，這時候，稅收就會像個門檻一樣“擋住”民間投資。經濟學界認為，如果一國現行稅制是以流轉稅為主體稅種，那么稅收的彈性系數應該在1左右，即稅收的增長幅度與GDP的增長幅度要相互適應。我國增值稅等流轉稅占到稅收總額的70%以上，是一個典型的流轉稅國家。1994年稅制改革以后稅收彈性系數平均水平達到2左右，因此說我國稅收連年超常增長決不為過。
但另一方面，我國同期的稅后產出——資本比卻呈迅速下降的趨勢。據我國經濟學家測算，從全國整體來看，宏觀稅負每提高一個百分點，稅后產出——資本比就下降0.545個百分點。這足可以說明，我國企業的稅負已經不堪其重了。如果要減少公共產品生產的機會成本，使私人部門的價值生產富有效率，保護或激勵私人部門增加投入、擴大生產，進而維持宏觀經濟的穩定增長，稅收的增長就不宜長期明顯高于GDP的增長速度，特別是消費稅這樣的流轉稅，更不應該太重。
此外，我國目前實行穩健的財政政策，在稅制的調整上我認為也應該比較好地體現這一政策的“中性”特征，即政府征稅并不打亂市場經濟對納稅人行為選擇的調節作用，具體說，就是不改變人們對商品的選擇，不改變人們在支出與儲蓄之間的抉擇，不改變人們在工作努力與閑暇之間的選擇，不對產品的定價和生產的決策產生大的影響，不存在過重負擔的稅收。我國今后的稅制調整和改革，特別是消費稅這樣的流轉稅制的變動是否也應貫徹中性原則，值得研究。
這樣看來消費稅調整是有前提條件的，就是原稅制的稅收負擔有所減輕，既做加法，也做減法，與其他稅種結合起來安排，這樣可以有效地避免稅收替代效應的產生。比如，在增加消費稅征收的同時，實行增值稅或所得稅的減稅。我國政府在稅制改革上有一套通盤的戰略部屬，有可能在今年廣泛推開固定資產稅前抵扣的增值稅轉型，兩稅合并也指日可待，說明我國消費稅改革的路子總體上看是正確的。
總之，消費稅可用，但不可多用，更不可用之過度。作為一種調節性稅收，消費稅的主要目的不是增加財政收入。政府每年的財政收入應當主要從社會的新增財富中獲得，只有這樣，才能保證未來經濟的支撐力不會衰竭，保證政府的財源不會枯竭。在我國目前的稅制條件下，無疑只有增值稅才是財政收入的主要來源，就是將來增值稅讓位給所得稅，消費稅也不能成為主體稅種。消費稅天生就是唱“配角”的稅種。著重說明這一點，是因為現在有專家認為，這次對消費稅的調整是階段性的，尚未完全到位，今后隨著各方面條件的成熟，政府將綜合考慮相關產業和消費結構的變化相機做進一步調整。所以想多說一句，提請有關部門考慮，在未來調整消費稅時，要三思而后行，防止應稅商品種類任意擴大的傾向，也就是說，防止稅收替代效應的產生，因為這對政府、企業和公民個人都不是有利的選擇。
（作者系天津財經大學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