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時期的稅賦

　　朝廷賦稅不增反降，而朝廷的開支可是在膨脹的，到萬歷初年，出現了財政危機。一代名臣張居正為相后為解決財政危機，下令在全國丈量土地，結果丈量出300萬頃。不顧豪強勢力的反對，他又推出一條鞭法稅制，其內容包括：將田稅和徭役都折算成銀子一并征收，故名“一條鞭”。田稅銀仍按地畝征收，役銀由地畝、人丁來分擔。后人評價：一條鞭法將實物地租轉化為貨幣地租，是中國賦役制度史上的一個轉折。

　　張居正當政10多年，在推行一條鞭法的同時，還控制朝廷靡費亂支，裁減冗官，節約經費，不僅緩解了財政危機，而且積存白銀300萬兩，但他死后，朝廷奢侈、官吏腐敗、土地兼并又一如既往。他積存的300萬兩白銀沒幾年就花光了，財政復現虧空，朝廷就在一條鞭之外一點一點搞了許多“加派”，20年后“加派”額幾乎相當于一條鞭額。張居正當初推行一條鞭時并沒有給普通百姓帶來多少利益，只是暫時避免了他們生存狀況進一步惡化，當“加派”達到加倍時，一條鞭的積極意義便不復存在了。

　　最大的“加派”是遼餉加派。朝廷錯誤的民族政策導致努爾哈赤起兵反明，朝廷屢次鎮壓屢次失敗，屢敗屢戰，就得屢次向人民加征軍餉。到崇禎時，不僅加“遼餉”，還要加“剿餉”，用于鎮壓李自成、張獻忠等農民起義，又要加“練餉”，用于抽練邊兵和民兵。難怪民間稱“崇禎”為“重征”。農民起義本來就是賦稅繁重引起的，鎮壓農民起義又無限制地加餉，這又使更多的農民投奔起義隊伍。吏治本來就腐敗，升遷全憑賄賂，讓他們去征餉，自然要過手分肥。征收的餉銀交給軍隊，軍官又大肆貪污，卻說軍餉不足，就向朝廷再要。如此惡性循環，造成民不聊生，大明朝沒有不亡之理。

　　“滋丁不加賦”和“攤丁入畝”

　　滿清入關前還不是封建社會，入主中原后，短時間內還不能制定出新的賦役制度，只能按照明制征收，但總賦稅額恢復到明萬歷年間原額，明令廢除崇禎年間的遼餉、練餉等額外“加派”，這使農民負擔有所減輕，更可貴的是實行了納稅通知單制度，對防止官員私自加派起到一定作用。

　　全國戰事平息后，清朝進入穩步發展時期，人口和耕地面積同步增長，賦稅也就跟著增長，到康熙五十年，人口已近1個億，有耕地7億余畝。為體現盛世氣象，康熙皇帝在此前曾幾番普免錢糧，又于五十一年下昭：“今海內承平已久，戶口日繁，若按現在人丁加征錢糧實有不可，人丁雖增，地畝并未加廣……其自后滋生人丁永不加賦。”這項政策對普通百姓表示出充分體諒。富戶地多，多繳幾個人的賦稅無所謂，而窮戶若多一丁多一稅，日久必不堪重負，那么添丁不再增加賦稅，即為減負。

　　12年后，雍正皇帝實行“攤丁入畝”，就更有利于普通百姓了。具體內容是：以省為單位，將丁銀隨地畝起征，每地賦一兩，攤入丁銀二錢二厘。“自后丁徭與地賦合而為一，民納地丁之外，別無徭役矣。”將一省之丁銀攤入一省之地畝，這無疑極大減輕了少地、無地農民的負擔。從稅收制度上看，今后不再按丁收稅，只按地畝收稅，實際上等于取消了從秦始皇開始的“人頭稅”，這在封建社會是一個極大的進步。

　　雍正皇帝還作出一項于國于民都有利的決定，那就是“耗羨”歸公，核定養廉銀。所謂“耗羨”，是指銀子、糧食的損耗。所謂養廉銀，是指俸祿之外的補助。官府向一家一戶征收的散碎稅銀要熔鑄成大錠，以便入庫或上繳，熔鑄時會有一定損耗，稱為“火耗”。征收的糧食入庫后會有“鼠耗”，翻曬會有“雀耗”。這些損耗本應由官府承擔，但官府卻讓老百姓承擔，在征稅征糧時預先就把損耗加上去了。加征“耗羨”在明代以前就有，但尤以清代為甚，少則加百分之幾，多則加百分之十幾，而實際損耗在1％以下，多加的部分就成了官員們的小金庫，其用途首先是中飽私囊，其次是向上司行賄，這兩項需要多少，就加多少耗羨，給百姓造成額外負擔。官員們加耗羨也是迫不得已，因為朝廷定的俸祿太低，以年計：一品180兩，二品155兩，三品130兩，四品105兩，五品80兩，六品60兩，七品45兩，八品40兩，九品33兩。以七品縣官為例，按當時比較體面的生活標準，他的俸銀只夠他一個人用，全家用只夠三個月。鑒于這種情況，雍正皇帝實事求是地作出規定：耗羨比例由朝廷統一確定，不得私加，所有耗羨全部歸公，不得私留，朝廷在俸祿之外依當地經濟發展程度給各級官吏發養廉銀。這樣規范化以后，民負減輕，國庫增盈，官員也不再有怨言。還以七品知縣為例，其養廉銀每年在600～1200兩之間，是其俸祿的10～20倍，他請客吃飯、騎馬坐轎都從這里面開支，算來也不寬余。其實養廉銀只是堵住了官員向百姓亂攤派的借口，并不能保證他們清廉。康熙皇帝曾說過，所謂廉吏者，非一文不取也，如州縣官只取一分（即1％），此外不收，便是好官。一縣行政、財政、刑罰全歸一人掌握，又無人監督，想貪賄是有很多機會的。

　　康雍乾130多年，被稱為中國歷史上延續時間最長的盛世，但乾隆晚期和 亂政使吏制敗壞，貪賄成風。嘉慶皇帝抄了和 的家，沒收的銀子、珠寶、房產價值數千萬兩，相當于清朝一年的財政收入，所以有“和 跌倒，嘉慶吃飽”之說。嘉慶皇帝懲治和 后本該接著整肅吏制，但他卻缺乏魄力和能力，清朝從此走向衰落。鴉片戰爭暴發以后，道光皇帝削減官吏的養廉銀以充軍餉，使加派亂征公然抬頭。咸豐時暴發太平天國起義，農民已無力承擔軍餉重負，所以朝廷調撥給湘軍的餉銀遠不夠用，曾國藩只好遍設關卡，向過往商人抽“厘金”。

　　1840年以后，中國進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外國列強給中國帶來了資本主義，也刺激了民族資本主義的發展，清政府的工商業稅收、海關稅收以及搞洋務運動（國營或半國營）的收入也可聊補財政不足。但是，直到清末，財政收入仍是以農業賦稅為主，約占85％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