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擺脫“高進低出”困局的必然選擇
中國作為“世界加工廠”，已在事實上成為世界經濟增長的發動機，對世界貿易的貢獻也是巨大的，這在當今國際社會被稱為“中國因素”。我們在對“中國因素”倍感自豪的同時，也應該看到貿易上“高進低出”的事實——這意味著這個加工中心是賠本的，是“窮國補貼富國”。
為何導致這個局面出現，既有內因也有外因。我國的經濟粗放型增長模式是內因，這種經濟增長模式導致了三大透支：一個是環境的透支；二是資源透支，我國的許多基礎資源的開采已大大提前；三是社保透支，我國的低成本加工戰略使成千上萬的打工仔進了工廠，但沒有足夠的社保，未來到了小康社會，這些人只能是社會來負擔。
所謂外因是指當前國際市場上的價格掠奪行為。一些國際上的金融巨無霸憑借自己的金融市場的霸權，肆意炒作“中國因素”，將能源、原材料價格炒得令人眼鏡大跌，利用價格手段，瘋狂掠奪財富。
國際的一些巨型對沖基金為何能瘋狂掠奪財富呢？是因為兩次世界大戰前后形成的世界貿易的殖民價格體系：能源、原材料等大宗商品的價格都是由美歐期貨市場交易所決定的，生產國和使用國只能是被動地接受美歐的定價，原因是能源、原材料的生產國和消費國大多是發展中國家或政治上弱勢的國家。21世紀之后，能源、原材料的生產國大多有美歐財團的投資，使用者主要是中國和印度這樣的發展中國家。本輪的世界經濟增長如同一場盛宴，美歐的紳士們體面地參加了宴會，并能一抹嘴從容離去，可掏錢買單的是我國這個世界性的加工中心。
“十一五”規劃中明確提出可持續增長的方針，要向節約型社會轉型，應該說戰略方針已經清晰，剩下的是如何處理好中央的方針和地方局部利益的關系問題。但是，如何在金融領域內反價格掠奪的問題還沒有被重視。
據《中國證券報》2006年1月13日報導，商務部副部長在一次研討會上明確指出，“我國由于缺少國際定價話語權，2005年多掏了300億美元用于進口資源能源類產品”。但是，國際市場的定價是如何進行的，期貨市場在起什么作用，我國的經濟界人士并沒有深入研究。
我國大型的企業大多是國有企業，其機制并不適合在國際市場上競爭，民營企業規模不夠，在國際市場上沒有話語權。因為與國際對沖基金相比，好比是大刀長矛與洋槍對陣。要想在國際市場上有話語權尚需時日。
我從1996年就提出將我國的期貨市場建成亞洲時區的我國大量生產和大量消費的大宗產品的定價中心，合理配置資源。但由于當時的政府機構和理論界對期貨市場的功能認識不夠，所以，不僅不讓它發展，反而用計劃經濟的思維來治理整頓，使我國的期貨市場“起了五更，趕了晚集”。
之所以說“起了五更，趕了晚集”，是指相比較而言，我國的期貨交易所與德國期貨交易所差不多同時起步，現在德國期貨交易所已成為世界上公認的國際性交易所，亞洲許多國家比我國起步要晚，我國是20世紀90年代初起步建立期貨市場，韓國、印度等國都要晚些，但韓國的許多品種已經得到了世界的公認，我們還處于不斷的規范時期，許多方面還處于試點的不確定性階段。
改變經濟增長方式已成為指導我國經濟增長的長期戰略方針，在此方針指引下，我國正在從一個經濟大國轉變成為世界性的經濟強國，客觀上迫切要求將我國的期貨市場做大做強，來成為與我國國民經濟發展息息相關的大宗商品的定價中心。中國人自己發現“中國因素”并將“中國因素”客觀地反映到價格中去，形成合理的價格，來合理地配置資源。
我國的經濟迅速崛起，勢必要建設我國民族資本有話語權的體系。可以設想，經過幾年的努力，中國的期貨市場成為亞洲時區的定價中心后，“殖民價格體系”才會徹底改變，在我國的期貨市場上我國的民族資本才會成為主流，才會客觀地反映“中國因素”。當然，我國的期貨市場也必須國際化，我們歡迎國外的投資者合規的進入我國的市場，利用我國的期貨市場進行保值和投資，與我國機構投資者平等競爭。
做大做強我國的期貨市場，才有望使我國的期貨市場成為亞洲時區的定價中心，才會走出“影子市場”，才能與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相匹配，才能適應我國向經濟強國邁進的需要。
偉大的革命先行者孫中山先生有一句名言：“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做大做強我國的期貨市場還任重道遠，其中，政府部門起決定作用。因為目前期貨行業還是一個政府管制的行業，不是一個自律的行業，交易所也是官辦的體制，民間力量還起不到決定作用。
（作者系中國期貨業協會副會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