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業假賬愈演愈烈 專家建議要加大處罰力度

2014年上市公司年報審計正如火如荼地進行，然而，關于財務報表的準確性卻再次引發公眾關注。近期有媒體報道，財政部河北專員辦在近年開展的財政監督工作中，屢屢發現部分企業為達到融資、年檢、行業排名及少納稅款等目的，向不同部門提供不同編制口徑財務報表的問題，加劇了金融風險，造成國家稅款流失，嚴重擾亂了市場經濟秩序。

按照國務院《企業財務會計報告條例》規定，企業財務會計報告是指企業對外提供的反映企業某一特定日期財務狀況和某一會計期間經營成果、現金流量的文件；企業負責人對本企業財務會計報告的真實性、完整性負責；企業不得編制和對外提供虛假的或者隱瞞重要事實的財務會計報告；企業依照條例規定向有關各方提供的財務會計報告，其編制基礎、編制依據、編制原則和方法應當一致，不得提供編制基礎、編制依據、編制原則和方法不同的財務會計報告。

那么，既然有相關政策規定，企業應編制統一口徑的財務報表，為何企業還企圖編制多種口徑的財務報表？企業編制多種口徑的財務報表有哪些表現和危害？其原因是什么？如何治理上述現象？對此，本報記者采訪了業界人士。

現狀：企業普遍存在“五種賬”造假愈演愈烈

企業根據需要，向不同部門提供編制口徑不一的財務報表，實質上是一種舞弊行為，無疑是在毫無顧忌地編制虛假財務報表。

縱觀世界經濟發展歷程，虛假財務報表遍及世界各國。從國際上來看，有讓全世界震驚的安然事件、世通事件等；從國內來看，有瓊民源、PT紅光、銀廣夏、藍田股份、科龍電器財務舞弊案等。這些上市公司的財務報告舞弊都對資本市場造成了巨大沖擊。

“由于上市公司的財務報告是利益相關者進行決策的重要依據之一，所以，財務報告舞弊會直接損害廣大報告使用者的經濟利益，并導致嚴重的經濟后果。2004年的工行南海騙貸案（涉案金額74億元）、2005年的交行與深發展北京騙貸案（涉案金額9.5億元）等各種利用虛假財務報表的重大騙貸案件的發生，讓人們對虛假財務報表更是憂心忡忡、防不勝防。”資深注冊會計師、南通市注冊會計師協會副秘書長劉志耕在接受《財會信報》記者采訪時說。

在劉志耕看來，近30年來，企業做幾個版本的財務報表的情況越來越嚴重。上世紀80年代雖然有假賬，但企業幾乎沒有兩本賬，在唯一的一本賬中，虛假的程度往往都很低，且絕大多數舞弊的金額也不大。但是，隨著我國市場經濟的不斷發展，財務舞弊現象在不斷加劇，愈演愈烈。在實施舞弊的企業中，不同企業呈現不同的目的和特點，如中小企業以偷稅為主，國有企業和上市公司以編造虛假業績為主。

“企業有兩本以上賬目的情況很多，有的甚至有四本、五本。即使是在所謂的‘真賬’中，其舞弊程度也很大，如購銷無發票，違規賬務處理等。而假賬的虛假程度更是肆無忌憚，一倍、兩倍甚至整十倍差異的情況都有。可見現在真賬越來越少，不夸張地講，現在大多數都是假賬，只是假賬的程度有所差異而已。”劉志耕說。

“一般而言，企業可能存在五種類型的財務報表”，劉志耕說，“對稅務的報表是虧賬，以偷逃各種稅費；對銀行的報表是富賬，以誘騙銀行貸款；對財政的報表是窮賬，以忽悠財政補貼；對上級的報表是盈賬，以騙取獎勵榮譽；對老板的報表是實賬，以滿足摸清家底。”

在以往配合有關部門檢查時，劉志耕也曾發現企業存在以下情況：某國有公司嚴重缺乏流動資金，該抵押的資產都抵押了，能夠為該公司擔保的其他企業也都為其擔保了，但其賬面又多年嚴重虧損。為了使賬面情況能夠符合向銀行貸款的條件，某年三月，該公司思前想后，決定直接虛增上一年度會計報表中的銷售收入1億元。經過如此簡單的修改后，其賬面不僅不再虧損，而且還有了1000多萬元的盈余。該公司在順利獲得了審計報告后，也順利通過了銀行的審查，并獲得了5000萬元的貸款。

危害：既嚴重違法又損害各方利益

企業編制不同口徑財報涉嫌財務舞弊，往往都是報表編制者為了自己的利益，無視國家財務會計制度及相關法律法規，不惜損害國家和社會公眾利益，以至于干擾了正常的市場經濟秩序,影響到了依賴于會計信息進行一系列的微觀和宏觀經濟決策以及相關經濟活動，從而阻礙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順利運行和健康發展。所以，財務舞弊不僅嚴重違法，而且還具有廣泛的社會危害性。

劉志耕表示，準確、真實的會計信息有助于政府部門進行宏觀調控。例如，國家財政部門需要根據企業報送的會計報表監督、分析和統計企業的財務和經營情況，稅務部門需要通過閱讀企業的會計資料了解稅收的執行情況，這些都依托于真實、合法的會計報表。而財務舞弊會導致會計信息嚴重失真，使上報給政府各相關部門的會計信息失去真實性，從而嚴重擾亂了市場經濟秩序，導致政府宏觀調控失誤，影響社會經濟秩序的正常運轉。如果依據虛假的會計信息制訂國家經濟發展計劃和宏觀經濟調控政策，就會起到誤導作用，給國家造成重大損失。

“虛假的財務報表還會損害會計信息使用者的利益。”劉志耕說。在我國，企業的資金無非來自國家、股東和債權人，但無論是現在或潛在的投資人和貸款人，為了做出合理的投資或信貸決策，都必須了解已投資、計劃投資或擬貸款企業的財務狀況和經營成果，這些信息必須正確、真實、合法。如果企業向公開市場提供的財務會計信息不真實，則必然導致信息使用者做出錯誤的決策，投資者就會因此上當受騙，從而損害投資者的利益，并很可能危及經營主體本身的生存。

“除此之外，虛假財務報表還會嚴重損害會計隊伍形象，背離會計職業道德，滋生腐敗甚至犯罪，損害社會風氣。”劉志耕說。

中南大學PPLG研究中心研究員楊孟著在接受《財會信報》記者采訪時也表示，虛假財務報告的危害性需要由其運用的結果所帶來的效應來評價和衡量。就企業自身而言，其出發點或許是好的，其結果也可能是好的，但由此帶來的社會影響卻是極其有害的，尤其是對于其他企業主體而言更是如此。對虛假財務報告的運用程度不同，其危害性也就不同。其危害主要有：導致資源錯配、積聚系統風險、阻滯結構優化、降低配置效率、誤導投資決策、放大負激勵效應、誘發逆向選擇行為、破壞公平競爭，擾亂市場秩序等。

誘因：多種原因誘導企業鋌而走險做假賬

企業為了自己長期健康發展，肯定希望在遵紀守法的基礎上編制財務報表。那么，為什么企業普遍做假賬呢？究竟是什么原因導致企業不惜鋌而走險編制多套財務報表呢？

正在給正保教育網上平臺講授《財務舞弊識別技巧》的劉志耕向《財會信報》記者介紹說，從審計角度分析，企業編制不同口徑虛假財務報告的因素有以下九大原因：一是預期的利潤目標或財務結果難以實現；二是為了逃稅或騙取國家稅收優惠；三是為了更有利于騙取外部資金；四是企業領導人為了牟取以財務業績為基礎的個人職位和利益最大化；五是企業業主或管理層個人為本企業的債務提供了擔保；六是為了掩蓋侵占企業資產的事實；七是為從政府部門獲取各種資金、補貼等利益及榮譽等；八是為了獲取或確保與大客戶的業務關系；九是為了提高企業職工的福利或其他待遇。

“財務報告所提供的財務會計信息，從根本上說是由‘財務會計信息使用者的需要’所決定的，對‘需要’的依賴程度（利害關系）不同，也就決定了其作用與影響財務報告的行為，大小各異。”楊孟著說。

在楊孟著看來，財務報告使用者的行為、作用與影響，這是企業主體產生財務報告行為的主要因素，因為它決定了企業主體預期或潛在“收益”的規模和大小，而由此可能帶來的不確定性風險則構成了作用與影響企業主體產生財務報告行為的次要因素，因為它決定了企業主體預期或潛在的“損失”的規模和大小。

“主次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也就是前者與后者配比后的預期或潛在‘凈收益’的大小，是衡量企業主體最終是否采用虛假財務報告行為的‘價值尺度’。”楊孟著說。

楊孟著直言，“在我國當前的經濟社會的大環境下，特別是我國現行的法律規范、制度框架和監管能力決定了，企業提供虛假財務報告的預期或潛在‘凈收益’（編者注：凈收益＝預期收益－預期損失）是遠遠大于0的，出現負數的可能性幾乎是不存在的。現實中，虛假財務報告‘量體裁衣’、‘私人訂制’、‘按圖索驥’、泛濫成災的現象便是佐證。”

他表示，企業經常會需要為融資需求、稅收籌劃、企業年檢、行業排名等行為提供財務報表。在面對這些特殊需要的財務報告使用者時，如果企業提供真實的財務報告已經不能滿足諸如融資、節稅、年檢、提升排名的正常需要，企業主體的不二法寶便是提供一份能夠滿足其需要的虛假財務報告，并且其虛假的程度與其所獲取的預期或潛在的“凈收益”正相關，因為融資、節稅、年檢、提升排名等與企業的“生死存亡”和前途命運密切相關。

治理建議：明確主體的法律責任加大處罰力度

既然企業編制不同口徑的財務報表存在多種危害，那么虛假財務報表就必然成為當今社會經濟發展公認的“毒瘤”。事實上，由于經濟活動中普遍存在的信息不對稱，會計信息本身的復雜性，以及各類經濟活動對財務報表價值的依賴和利用等因素，決定了財務舞弊不僅是當今和未來財務會計所面臨的首要專業難題，也是當今社會共同面對的世界性經濟難題。

劉志耕建議，從目前我國企業財務舞弊的現狀來看，應該采取以下五方面的工作進行必要的監管：一是大力營造誠實守信的社會文化，形成造假可恥、誠信光榮的社會氛圍，這是對舞弊從根源上的監管，也是最有效的監管。二是加大對《會計法》和相關法律法規的宣傳力度，讓《會計法》深入人心，堅決落實《會計法》中的“企業法定代表人為會計責任第一責任人”的法律規定。三是對發現的財務舞弊問題，一定要評估其舞弊所得利益，處罰的結果不僅要讓企業所得利益全部吐出，而且還要加倍處罰，讓企業得不償失。四是要對相關企業負責人和財務人員一并從嚴從重處罰。五是要將被處理、處罰的企業、企業負責人及相關財務人員列入“不誠信名單”中并予以公布，不僅讓其在今后的經營和工作中受到限制，而且使其成為對其他企業高管和財務人員最好的警示案例。

楊孟著則建議，一是有必要通過立法程序明確相關責任主體出具虛假財務報告應負有的主要法律責任，為明確承擔經濟處罰和民事賠償責任奠定基礎。美國《薩班斯法案》第302節“公司對財務報告的責任”部分，就明確規定了確保財務報告準確可靠的6項保證內容的“簽字官員”為公司首席執行官及首席財務官。二是明晰企業管理當局為虛假財務報告的經濟處罰責任主體和民事賠償責任主體。目前這種將企業管理當局造成的損失“法制化”給“人格化”的企業主體，進而最終“轉嫁”給股東個人承擔的做法，即有悖于法理邏輯，又有損于公司治理績效，無異于是在脅迫股東為企業管理當局“逍遙法外”埋單。楊孟著同時建議，因會計師事務所出具虛假財務報告而導致經濟處罰和民事賠償責任的，會計師事務所應承擔相應的經濟處罰和民事賠償責任。

“除此之外，還可以考慮運用現代信息技術和網絡技術，搭建統一的企業財務報告信息公共交流平臺，為企業財務報告需要者便利運用相關信息提供技術支撐。但由此提出建立企業財務報告單一來源制度的設想還是欠考慮的，因為按照現行財務會計制度的規定，企業財務報告是不可能涵蓋企業所有的財務信息資料的，特別是產品成本信息資料。如稅務部門關注更多的是企業銀行賬戶的資金流入流出情況，而社保部門關注的則是企業員工薪酬和福利的實際發放情況等。”楊孟著說。

即使問題多任務重也要逐一解決

記者在采訪過程中發現，受訪人員大都表示，企業編制不同口徑的財務報表已經成為業內的潛規則，一個企業有幾種會計報表是常事，而這也是社會誠信體系嚴重欠缺的最大表現。

從某種意義上說，完全遏制上述現象發生只是一種美好的愿望，實際上很難徹底遏制，只能是對財務舞弊發生行為施以一定程度的處罰。事實上，世界各國一直都在對虛假財務報表進行打擊，但效果甚微，所以，虛假會計報表的治理是一個世界性的難題，不僅在中國，而且在世界其他發達或不發達國家都有，不僅過去有、現在有，將來還會持續出現。

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即使治理財務報表舞弊困難重重，但是筆者仍希望相關部門應對此加強規范、監管和處罰，還市場經濟一片藍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