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提出“落實稅收法定原則”，為我國稅收立法提供了頂層政策依據。“稅收法定原則”與“罪行法定原則”是人類社會法治文明的兩大成果，構成公民財產權和人身權保護的兩大基石。稅收法定原則的實質，就是通過立法控制和程序規范來限制征稅權的行使空間和方式，進而保護納稅人權利。2015年修訂的立法法，將第八條的“稅收基本制度”進一步細化為“稅種的設立、稅率的確定和稅收征收管理等基本制度”，并單列為第六項，位于公民財產權保護相關事項的首位。這使得稅收法定原則在法律層面有了更為清晰、明確的規定。當前，我們應如何正確認識稅收法定原則并將其落到實處？

落實稅收法定原則不僅對規范政府征稅權、保障納稅人權利至關重要，而且關系依法治國方略能否得到貫徹落實。在學理意義上，稅收法定原則的要義在于三個方面：一是課稅要件法定，即納稅人、征稅對象、計稅依據、稅率、稅收優惠、征納程序等基本稅收要素應當由法律規定；二是課稅要素明確，即上述基本稅收要素在法律中的規定應當盡可能明確、詳細，避免出現漏洞和歧義；三是征稅合法，即稅務機關必須嚴格按照法律規定的課稅要件和征納程序來征收稅款，不允許隨意加征、減征、停征或免征。在實踐層面，理解稅收法定原則還需把握兩個要點：一是稅收法定是否包括人大授權立法；二是稅收法定是否僅僅包括稅種立法。前者是指征稅權要受到立法機關的約束，人大授權立法并不違反稅收法定原則，但是此種授權不宜成為常態，只是稅收法定的一種特殊形態或者補充，而且有授權就應當有監督。對于后者而言，稅收法定涵蓋所有的基本稅收要素，稅種、稅率以及征納程序等基本制度均應由立法機關制定法律規定。

理解稅收法定原則需要注意幾個方面的關系：一是形式法定與實質法定的統一。形式法定是指稅收事項應當通過法律的高位階形式規定，但該法律本身應是體現憲法精神和納稅人權利保護的法律，實現“良法善治”。二是征稅法定與用稅法定的統一。稅收法定是指稅款征收應當嚴格按照法律的規定執行，但稅款入庫成為財政資金以后，依然應當實施嚴格的預算管理，實行稅款的全流程監督和管理。三是立法規范與法治運行的統一。立法需要與執法、司法相配套，實現良性互動。稅收法定既要依托稅收立法的嚴格性，也要依托稅收執法的妥適性，還要依托稅收司法的公正性。

在我國現階段，應當如何理性看待和處理稅收事項上多元利益博弈的問題，特別是改革與立法的關系問題呢？可以說，只有立法實現程序正義，才能更好凝聚改革共識，降低改革風險，引領和推動改革，有效化解深層次社會矛盾。目前，我國已有個人所得稅法、企業所得稅法、車船稅法、稅收征收管理法等稅收法律規定。按照中央通過的《貫徹落實稅收法定原則的實施意見》，開征新稅的應當通過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制定相應的稅收法律；同時，要對現行的一些稅收暫行條例進行審查，或者通過修改上升為法律，或者廢止。在此過程中，尤其需要明確稅收事項變動應秉持嚴格法定精神。我國目前處于稅制改革的關鍵時期，稅制的調整和優化必須在法治框架下循序漸進，相應的稅種法律化需要適應全面深化改革的客觀需要，在審慎抉擇和細致安排基礎上將稅收法定原則落到實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