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營改增”之后，應研究解決“營改增”的立法規制問題，將各地稅務機關出臺的臨時解決措施或者“政策”文件，借助稅法交易定性分析和法理提煉，將其抽象為一般稅法規則，以為《增值稅法典》奠基。
個稅改革亦然。具體而言，這次個稅改革推行之初，就要提前布局研究稅法交易定性問題，使稅制改革方案不僅僅停留在宏觀決策層面，應使之具有立法基礎準備，摒棄“立法配套”思維，這就要提前布局修法，使法律具有前瞻性和可操作性。
《稅收征管法》和《個人所得稅法》修改與個稅改革密切相關，本文試簡述之。就《稅收征管法》的修改而言，有幾個側重點：
一是，涉稅信息立法完善。涉稅信息分為納稅人信息和第三方信息，納稅人信息又分為基本信息（包含境內信息和境外信息）和稅收信用信息；第三方信息主要指相關政府機關、銀行提供的資金流轉信息和交易信息，也包括信息情報交換信息和涉稅違法舉報信息，等等。比如，納稅人的申報信息需要與扣繳單位的明細申報進行比對，而扣繳單位的應申報信息需要有第三方信息才能核實。但是，稅務機關獲取第三方信息但缺乏充足的法律依據。實踐中，相關單位提供信息與否，提供信息多少，均無任何法律責任，稅務機關往往孤軍作戰，孤掌難鳴。因此，涉稅信息情報立法，成為重中之重。
二是，稅收征管流程再造。開證直接稅，必須有自我申報之后的稅收評定。目前的所得稅制度，沒有稅收評定，暫時以納稅評估替代稅收評定，但評估欠缺明確的立法依據，造成實踐困惑，且與稽查“打架”。稅收評定，是稅務機關對納稅人的納稅申報進行準確性、真實性和合法性的審核和評定，并終發出稅收評定通知書，以確定終納稅義務。當然，經過稅收評定無疑問的，可以不發出評定通知書，如在申報之后6個月未發出評定通知的，視為已經評定。稅收評定發現違法線索的，移送稽查處理。稽查發現犯罪線索的，移送司法處理，等等，這就把評估吸納進入評定，使評定與稽查有法理區分。未來，稽查應該專司涉稅犯罪調查，以構筑完整地申報、評定、征收、稽查和救濟的稅收征管流程。
三是，開放稅收司法，完善納稅人救濟制度。直接稅征管，將提升稅痛指數，觸發強烈的維權意識�，F行權利救濟制度存在固有缺陷，起訴前必須復議前置和繳納稅款前置，剝奪了《憲法》賦予的納稅人救濟權，受社會各界詬病良久，也引發稅收行政執法風險。因此，當務之急，應該開放稅收司法，修改現行稅收征管法第88條，廢除兩個前置程序，歸還納稅人救濟權。開放稅收司法，有利于稅務機關強化執法風險防范意識，提升隊伍法律素養，增加法律培訓力度和緊迫感，遏制行政權力擴張，使稅收法治名至而實歸。
就《個人所得稅》的修改而言，有幾個側重點：
一是，完善立法，準確界定應稅所得的范圍�？梢圆扇「爬ê统獾牧⒎夹g，將凡不屬于法律明文規定的免稅所得之外的所得，一體納入應稅所得的范圍，予以法律規制，保持法律文本的開放性和適應性。立法應準確界定交易、稅法交易、所得、應稅所得等基本概念的范圍。根據立法文本，在國家稅務總局層面，應建立稅法案例公示或者稅法判例指引制度，以知道稅收執法，提升稅收法制水平。嚴密而完善的立法，可以減少稅收“政策”補丁，減少稅法不確定性，促進稅法遵從。
二是，面向未來，研究不同類型的稅法交易定性，為完善《個人所得稅法》立法做好準備。例如，非貨幣資產出資的所得稅處理上，實現個人所得稅和企業所得稅的統一，在非貨幣資產出資和資產重組環節，實現兩個稅法的銜接和一致，不同納稅主體的同樣交易行為，應該分享相同的稅法評價，一般不應有區別對待；再如，非貨幣資產出資、溢價出資、資本公積金和留存利潤轉增股本環節，確立稅法交易定性的理論基礎，研究是否存在稅法上的交易以及如何進行稅法評價；研究所得不確認制度，在出資投資環節暫時不確認所得，研究登記備案制度配套，等到納稅人實際處置股權的環節，再行征收個人所得稅；再如，將個人所得稅法完善與合伙稅法完善問題，協同考慮，以規制基金、合伙、信托等新型投資工具的稅法評價問題。諸如此類，使稅制不妨礙科技創新，促進投資，促進創新發展。
三是，兩稅銜接，整體考量。借鑒我國臺灣地區稅法，兩稅合一，整體考量。依照臺灣稅法，當臺灣公司分配股利于居住者個人股東時，可將企業已經繳納的營利事業所得稅劃分至個人股東名下，股東可將這一劃分份額扣減其應納稅綜合所得額，這就從立法上消除了同一筆所得的重復征稅。目前，我國居民個人股東，其已經繳納的企業所得稅份額不能劃分至個人名下，不得作個人所得扣減之用，這是高收入者特別是公司個人股東較少繳納個人所得稅的原因之一。因此，兩稅銜接，整體考量，有助于促進稅制公平，提高稅法遵從。
總之，推進個稅改革也好，已經進行的“營改增”也好，強化法治思維，提前布局，做好立法準備，減少政策思維，避免長期存在的政策補丁、政策打架甚或政策尋租，十分必要。修法不是制度配套，而要前瞻謀劃。法治思維，前瞻立法，是落實稅收法治的必由之路，也是落實十八屆四中全會的必備動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