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大熱點問題如何解稅科所專家來支招

在今年“兩會”期間，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提出了很多涉稅議案、提案，焦點集中在小微企業稅收政策、深化稅制改革和落實稅收法定原則等方面。近日，國家稅務總局稅收科學研究所在海口市召開了“兩會”稅收熱點問題研討會，與會專家就上述熱點稅收問題展開研討，提出了對策和建議。

李萬甫 國家稅務總局稅收科研所所長

李本貴 國家稅務總局稅收科研所研究員

付廣軍 國家稅務總局稅收科研所研究員

黃立新 國家稅務總局稅收科研所副研究員

馬曉穎 云南省國稅局稅收科研所所長

周仕雅 浙江省地稅局稅收科研處處長

孫智英 河北省地稅局稅收研究中心主任

王澤雷 江蘇省地方稅收科研所所長

劉 暢 遼寧省國稅局稅收科研所副所長

王勇群 四川省國稅局稅收科研所副所長

稅收如何助力小微企業發展

為扶持小微企業發展，國務院決定擴大小型微利企業減半征收所得稅的適用范圍，將年應納稅所得額上限由6萬元提高到10萬元。稅科所專家認為，除了減半征稅優惠外，還應給予小微企業更多的稅收優惠。比如，采取核定征收方式繳稅、對健全財務制度的企業給予稅收減免、對職工工資和科技創新投入加計扣除、給予小微企業稅前虧損彌補特殊待遇等。

馬曉穎：

建議按照簡稅制、低稅負和嚴征管的思路設計小微企業適用的稅收制度。在設計稅制時，可以參考巴西的經驗。巴西與我國的經濟發展水平有相似之處，中小企業占巴西全國企業的94%。巴西對中小企業實行核定征稅，稅務機關不定期抽查中小企業納稅情況，一旦查出問題就進行重罰。這種方式既節約了稅收征管的資源和成本，也提高了對中小企業的稅收管理水平。

李萬甫：

現在有一種觀點，認為應對小微企業稅收實行綜合征收，把小微企業應該承擔的稅收負擔，一次性核定，確定一個綜合征收率。這樣小微企業的稅負就很清楚了。

在對小微企業稅收實施綜合征收的情況下，可以參照日本的藍色申報制度。在日本，如果小微企業不實行綜合征收，而實行查賬征收，政府將給予小微企業稅收上的減免，以此激勵小微企業朝著規范化、做大做強發展。

李本貴：

現在的中小企業多是個人投資，企業稅后利潤分給個人投資者時，還要再繳納一道股息收入的個人所得稅，加上之前繳納的企業所得稅，等于是雙重課稅了。

美國對小微企業的管理經驗值得我國借鑒。美國有一個S公司概念，即公司股東人數在100人以下，而且股東是美國居民，年銷售額在5000萬美元以下，可以申請為S公司。這個公司雖然是股份有限責任公司，但是政府視同其為合伙企業。公司分配權益時，只對股東個人征個人所得稅。

王勇群：

促進小微企業發展，稅收制度需要相應地構建和完善。

第一，對小微企業職工工資和科技創新投入實行加計扣除，即對安置就業人員所支付的工資在企業所得稅稅前據實扣除的基礎上，再按照工資的100%加計扣除；對開發新技術、新產品、新工藝發生的研究開發費用，在現行普遍規定的加計50%的扣除標準的基礎上再大幅提高，如未形成無形資產計入當期損益的，在按照規定據實扣除的基礎上，再按照研究開發費用的100%加計扣除，形成無形資產的，按照無形資產成本的200%攤銷。

第二，給予小微企業稅前虧損彌補特殊待遇。對小微企業創業初期喪失稅收優惠機會的情況，建議借鑒國外的做法，對小微企業的虧損彌補政策做出特別調整：允許小微企業的虧損在現行通常向后結轉5年的基礎上，再特別向后延長3年；或者在允許小微企業的虧損在現行通常向后結轉5年的基礎上，特別允許小微企業向前彌補3年；或者不明確小微企業稅前虧損彌補的期限，允許小微企業自由選擇向前或向后稅前彌補虧損，確保虧損能夠在稅前完全彌補。

深化稅制改革改什么

我國自1994年進行的稅制改革，到如今已經20年。在多年運行中產生的一些問題需要改革和完善。其主要內容包括：重新構建地方稅體系、重新劃分增值稅在中央和地方之間分享比例、完善消費稅稅制，以及加快推進環保稅、房地產稅立法等。

付廣軍：

按照現行分稅制，營業稅和增值稅在中央和地方之間分享。隨著“營改增”試點在全國范圍的鋪開，如何重新劃分增值稅在中央與地方之間的分享比例成為地方政府非常關心的問題。“營改增”過渡時期采取的是維持原有收入歸屬不變的臨時辦法，原來營業稅改征增值稅部分繼續歸屬地方級收入。未來營業稅全部改為增值稅，也即全面取消營業稅后，將只留下增值稅。增值稅是共享稅，原來是按照中央和地方75∶25比例分享，“營改增”后繼續按照此比例顯然不合適。因此，必須改變分享比例。

由于產業結構不同，各省（市、區）營業稅收入差異也較大。假設按照慣例，未來增值稅依然采取共享稅方式，中央和地方的分享比例全國統一，那么，營業稅收入比重較高的省份，可能會造成地方級收入減少，其稅收利益就要受到損害，影響這部分地方政府“營改增”的積極性，甚至阻礙這項改革的順利進行。

2011年增值稅和營業稅（地方分享部分）合計中央與地方分享比例為48.38∶51.62，在保持大多數地區地方稅收利益不受損害的前提下，我建議下調增值稅中央分享比例，上調地方分享比例，并適當向地方傾斜，調整分享比例為45∶55。

李本貴：

目前，稅制改革到了一個關鍵時刻，有兩個主要問題需要解決。

第一，地方稅體系如何建立？“營改增”以后，中央與地方稅收收入歸屬關系沒有變，地稅局負責征收的主要稅種收入減少了，有人建議，應該將消費稅放在零售環節征收，并劃分給地方以抵消“營改增”后的空缺。我認為，一是我國目前征收管理水平和方式還有待提高，還不具備在零售環節征收消費稅的條件；二是把消費稅放在零售環節征收，也會完全打亂現在的分稅制財政體制格局。因此，應進一步鞏固1994年分稅制財政管理體制改革成果：堅持稅權相對集中的稅收管理體制；堅持把稅收收入作為各級政府收入的主要來源；保持中央政府較強的宏觀調控能力；堅持主要稅種由中央掌握的原則。

第二，直接稅和間接稅的比重怎么調整？這實際上是一個效率優先還是公平優先的選擇問題。我國由于間接稅比重大，調節收入的功能相對較弱。如果直接稅比重大一點兒，調節收入的功能會強，但征收管理難度也會加大。

周仕雅：

稅制改革的推進速度要與稅收治理能力相適應。建立什么樣的稅制，還要通過相應的稅收征管予以落實；從稅收治理的視角，稅制體系與征管能力是否相匹配或相適應，并不會自動實現。

因此，稅制設計，既要符合經濟社會發展的客觀實際，還不能超越現有的稅收征管技術和管理水平。特別是對個人所得稅、房產稅等與自然人利益息息相關的直接稅改革，其推進速度要充分考慮現有的稅收治理能力，否則恐難實現預期目標。

孫智英：

在稅制改革方面，應加快推進環保費改稅立法步伐；加快資源稅改革步伐，盡快實現從量征收到從價征收的轉變。加大消費稅改革力度，擴大消費稅的課稅范圍，同時將消費稅轉為地稅局征收，成為地方稅的主體稅種，以有效彌補“營改增”后地方稅體系主體稅種缺位的不足。實行以上措施正好可以收到完善地方稅收體系的功用。

王澤雷：

消費稅改革方面，應把握“調整征收范圍，適當提高稅率，改變征收環節”的總體思路。

調整征收范圍。一方面，適當擴大消費稅的征稅范圍。應進一步將奢侈品、高消費行為以及娛樂行業納入征稅范圍；將水泥、印染、電鍍材料、化工產品、造紙、皮革制品等高污染和高耗能產品納入消費稅的征稅范圍。另一方面，將某些屬于生活必需品和基礎生產資料的消費品，調整出征稅范圍。

適當提高稅率。我國消費稅的總體稅負水平較低，應適當提高稅率。2012年，OECD國家消費稅占所有稅收（含社會保險稅）的平均比例為11%,我國同口徑（含社會保障費）消費稅占比為7.2%。

調整征收環節。在保留原來產制環節征收消費稅的基礎上，對煙草、汽油、酒、汽車這四大類消費品加征一道零售環節消費稅。原來產制環節的消費稅仍然由國稅部門在產制環節征收，新增加零售環節消費稅由地稅部門負責征收。

黃立新：

近年來，隨著我國房地產市場的迅猛發展和房價的節節攀升，房地產稅已經成為全社會關注的焦點和熱點問題。

房地產稅作為一個古老的稅種，在世界上有著悠久的歷史。目前，房地產稅依然在世界各國的稅收制度中占有一席之地，發揮著一定的作用。所以，我國的房地產稅立法，有必要借鑒國外的經驗教訓，廣泛征求民意，盡可能地避免政策失誤，少走彎路。

從世界范圍看，目前各國的房地產稅有以下八個特點：

1.房地產稅是世界各國普遍開征的一個稅種。在OECD34個成員國中，開征房地產稅的國家有31個。

2.房地產稅收入占國家稅收收入的比重不大。20世紀60年代以來，OECD成員國的財產稅收入占稅收收入的比重卻不斷降低，從7.9%降低至現在的5.4%左右。

3.世界上沒有一個公認的、統一的房地產稅制模式。

4.房地產稅的納稅人主要是所有人，但也延伸至相關權益人。

5.房地產稅的計稅價格以評估值為主流。國外房地產稅的稅基形式多樣，但是大多數國家還是以評估值征稅。

6.房地產稅普遍實行低稅率。大部分國家的稅率在1%左右。

7.房地產價格的評估形式多樣。有的國家制定法律來規范房地產的估值行為，許多國家由政府有關部門進行估值，有的國家由納稅人自我評估。

8.房地產稅優惠政策的形式多樣，但以納稅人的負擔能力為重要考量。

如何落實稅收法定原則

落實稅收法定原則需要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推動稅收立法，深化稅制改革，有兩種模式，一種是先試點后立法，另一種是先立法后改革。

李萬甫：

落實稅收法定原則是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來的。今年“兩會”期間，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很關注落實稅收法定原則的問題。為什么要落實稅收法定原則？2000年出臺的立法法已經明確稅收等國家的基本制度屬于全國人大的專屬立法權，就是稅收的基本制度要由人大來立法。但是目前人大對稅收事項的專屬立法權沒有得到落實。

我國稅收方面的暫行條例有的是20世紀80年代制定的，有的是90年代制定的。當時實行的還不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如今我國已經從原來的計劃與市場相結合的階段發展到比較成熟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階段，落實稅收法定原則是時代的要求。

推動稅收立法，深化稅制改革，我歸納為兩種模式，一種是先試點后立法。比如“營改增”，現在試點已經到后期了，應該要和增值稅立法結合起來，這也是增值稅制度發展的一個趨向。如果明年推進金融業或建筑業的“營改增”，就應該同時考慮增值稅的立法問題。

另一種模式就是先立法后改革。比如房地產稅的制定。十八屆三中全會決議談到房地產稅時很明確，就是先立法后改革，實時推動房地產立法并實時推動改革。此外，環保稅正在審議，模式基本也是先立法后改革。

我建議，首先，要構建一個完整的稅收法律制度體系，包括地方稅、中央稅、地方和中央共享稅。現在的改革不是一個單向的某一個稅種單獨的考量，而是一個總體的聯動。在落實稅收法定原則時，各個稅種要通過法律來規定，要有稅收的法律制度體系，在法律制度體系當中要體現出中央稅和地方稅，要體現出如何能夠逐步提高直接稅的比重。其次，在稅收征管法修訂過程中也應該體現落實稅收法定原則思想。再其次，征稅和出臺稅收優惠要有法可依。最后，不能照搬國外的法律，借鑒國外的法律要注意本土化。

劉暢：

當前，我國有18個稅種，其中個人所得稅、企業所得稅和車船稅由全國人大立法征收，其他15個稅種是全國人大授權國務院通過制定稅收暫行條例來征收。這種做法在稅收制度建立的過程中，發揮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當各種條件發生變化時，就要有相應的改變。

要落實稅收法定原則，就必須改變稅收立法長期授權行政部門的做法。落實稅收法定原則的主要工作，一是要推動稅收暫行條例上升成為法律，尤其是一些經過實踐檢驗比較成熟的、具備立法條件的，要盡快推進；二是要加強對新稅種的立法工作，其主法直接由全國人大立法，稅法實施細則可以授權國務院制定；三是規定稅收政策和稅制的重大調整，應向全國人大報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