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五，深滬交易所就2004年半年報工作發布通知，并就業績提示、關聯方資金往來和委托理財等證券市場中的“新問題”作出規定，這充分顯示了管理層在加強監管方面與時俱進的作風。不過也應該看到，面對不斷翻新的違規造假行為，管理部門所采取的處罰手段和處罰力度仍相對滯后。

　　以證券市場中最基本的監管方式———信息披露為例，近年來視其為兒戲的上市公司大有人在。既有大肆造假的銀廣夏、東方電子，也有爆出驚人“資金黑洞”的德隆系、托普系，更有對已發生事實“裝聾作啞”的大冶特鋼。前者由于性質惡劣、并觸犯刑法，相關涉案人員已經受到較為嚴厲的法律制裁；中者，相信隨著調查的進一步深入也會有一個明確的說法；但對于“大冶特鋼”之流，如此明目張膽的行為，僅僅遭到一個公開譴責，不能不讓人感到遺憾。

　　應該說，大冶特鋼敢于公然挑釁信息披露的尊嚴，原因就在于事前就對所承擔的后果早已了然于胸：遭受譴責，公開致歉。

　　而對于近年來嚴重困擾我國證券市場的資金占用問題，盡管管理層新招迭出。但從相關的處罰規定來看，仍難以對上市公司造成明顯的震懾。

　　2003年9月，證監會、國資委聯合發布的《關于規范上市公司與關聯方資金往來及上市公司對外擔保若干問題的通知》中規定：對于違規的國有控股股東，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直接責任人將依法受到紀律處分，直至撤消職務；而非國有控股股東的直接責任人，由相關部門依法處罰。控股股東的違規行為，給上市公司或其他股東利益造成損失的，應當承當其賠償責任，構成犯罪的，將依法追究刑事責任。

　　乍一看來，上述條款可謂相當嚴厲，但細細想來，除了對懷揣升官夢想的國有控股公司的高管具有直接約束之外，對其他上市公司則有點鞭長莫及。一來《通知》沒有也不可能對刑事責任作出明確規定，而相關法律對此也并無相應規定，二來經濟賠償也難以落到個人身上，即使由個人承擔，在巨大經濟利益的驅動下，仍會有上市公司高管敢于冒險一搏。

　　此外，《通知》還規定，違規者在一定時間內將喪失融資資格。而這一點似乎只對具備再融資的上市公司有效，對于已經被掏空的公司，再融資早已不是問題的關鍵了。

　　任何制度的有效性都是有條件的，它受到產生這項制度環境的制約。當環境發生變化，制度的有效性就會變化，因此，沒有永遠有效的制度。歷史上有很多教訓可以證明這一點：20世紀七八十年代，人們把日本式的公司治理結構看作最好的，結果從九十年代開始，日本陷入了長期的經濟蕭條，日本公司治理結構顯得漏洞百出；東亞各國家族企業的治理結構也曾博得人們贊賞，但是亞洲金融危機的爆發卻彰顯這種制度的不足；美國公司治理結構一直是人們崇拜的典范，但隨著安然事件的爆發同樣被揭示出嚴重的缺陷。

　　而對于現階段中國證券市場，需要升級的不僅僅是監管制度，還應該包括日益嚴格的處罰手段，只有當違規成本升至難以接受的時候，才可能有效制止各種丑聞的發生。因此，在細化信息披露規則，加大行政處罰力度的基礎上，還應通過建立一整套包括民事訴訟、刑事訴訟和行政處罰在內的多層次監管體制。而目前的當務之急莫過于升級《證券法》、《公司法》，把相關法律責任落到實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