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權結構的國際比較表明，股權結構在世界范圍內具有逐漸走向集中的趨向，集中已經取代分散成為現代公司的主要特征。在集中的股權結構下，公司的控制權矛盾發生了一系列變遷，這一權利基礎的變化極大地改變了會計系統在公司活動中的目標和作用，本文將關于現代公司控制權結構問題的一些新的研究成果引入對公司會計控制問題的思考中，指出公司控制權矛盾的變遷是引發公司會計控制目標偏離的基本原因，公司權利的和諧配置是會計控制目標實現的基礎條件。這一現實不僅要求我們反思會計控制理論，同時要求我們在具體分析公司控制權矛盾的基礎上重新思考會計控制的目標及其實現問題。

　　一、股權結構的集中趨向

　　對公司控制權的系統論述源自Berle和Means的著作《現代公司和私產》，他們通過對1929年末美國最大的200家公司的實證研究發現，只有11％的樣本公司被大股東控股，少數股東在44％的公司中占支配地位，其他半數以上的公司所有權十分分散，在典型的賓夕法尼亞鐵路公司中，20個最大股東所持股票的總數只占其股票總量的2.7％，由此他們得出了分散化是現代公司股權結構的顯著特征的著名結論。

　　1966年，Larner沿用Berle和Means的觀點對1963年美國最大的200家公司的所有權情況進行了分析，在與1929年的結果對比后發現，經理人員控制的股權廣泛分散的公司數由1929年的65家上升到1963年的160家，三十多年來，股權結構進一步分散。

　　但從20世紀70年代末開始，Berle和Means的觀點受到了諸多質疑。眾多學者研究表明，美國大公司的股權結構是適度集中的，美國幾百家上市公司都有主要股東持股51％以上的情況，歐洲公司治理網發布的對其他發達國家的研究信息也顯示出了類似的結果，在德國、日本、意大利，甚至發展中國家都存在著集中程度較高的所有權。

　　現代公司存在三種基本矛盾，即股權分散情況下股東與經理的矛盾、股份集中情形下（主要是機構大股東控制下）控制性股東（少數權利主導者）與其他股東的權利矛盾以及股東與其他利益相關者的矛盾，它們使公司的控制權結構與基本結構發生偏離，這是形成現代公司控制權結構的根本決定因素。Berle和Means的“股權分散”及其“兩權分離”的情景不是現代公司所有權結構的主流狀態，現代公司所有權結構中有相當一部分呈現以大股東控制為主的特征。在這些股權集中的公司中，國家、機構和家族是主要的控制性股東，在控制性股東存在的情形下，Berle和Means的“兩權分離”已不適用，而是所有權與控制權合一。

　　二、股權集中型公司會計控制目標的改變

　　在股權集中型公司中，所有權與控制權在相當程度上是合一的，這一權利基礎的變化極大地改變了會計系統在公司活動中的目標和作用，從而導致了股權集中型公司會計控制目標與股權分散型公司會計控制目標的極大差異。

　　首先，所有權與控制權合一的現實在很大程度上改善了控制性股東與經理人之間的信息不對稱狀況，也就弱化了對外報告的會計信息作為股東控制經理人“道德風險”和“逆向選擇”行為的工具的效用，股東不再有對對外報告的真實會計信息需求的積極動機，因此內部會計控制制度不再用在確保財務報告的可靠性上。事實上，雖然國內外普遍認為我國會計信息的虛假程度較高，但美國安然、寶麗來、伯利恒、太平洋煤氣電力、環球航空及世界通信等公司會計信息虛假問題的暴露表明，會計信息虛假業已成為全球通病，若僅從傳統意義上的內部會計控制制度而言，我們并不能指出上述公司存在的重大缺陷。

　　其次，所有權與控制權合一的現實還導致了股東與經理人身份的合一，這一現實弱化了真實會計信息作為經理人（受托人）履行受托責任情況的說明工具的作用。

　　在傳統的“兩權分離”的公司模式中，解決股東與經理人之間潛在利益沖突的最廣泛使用的方法是激勵性補償合約，而這些補償性合約基本上是以會計數據為基礎的，所以當經理人報酬大多來自以會計數據為基礎的補償時，真實的或者說符合管制要求的會計信息不僅是股東控制經理人的重要工具，同時也是一旦發生利益沖突時經理人要求股東履行激勵性補償合約的最好根據。

　　因此，一方面考慮到股東的控制作用和外部管制機制對經理人行為的約束，另一方面出于經理人自身的利益需要，在公司傳統的控制權結構中，公司治理制度在客觀上不僅形成了對真實會計信息的約束機制，而且也形成了對真實會計信息的激勵機制。如果在公司中，能夠對公司會計行為產生控制性影響的兩大利益主體都有對真實會計信息的主觀需求，那么應該認為，符合管制要求的所謂真實的會計信息是有極大保障的。建立在公司治理結構基礎上的內部會計控制制度之所以被認為對真實會計報表的產出有效，并以報表真實性為控制目標之一的原因也正在于此。

　　然而，以上的分析卻說明，在股權集中型的公司中，不僅兩大控制性利益主體都不再有對真實會計信息的主觀需求，而且公司權利基礎的重構破壞了依靠內外部管制制度形成真實會計信息的機制，所以會計信息虛假變得司空見慣。

　　三、公司權利的和諧配置與會計控制目標的實現

　　1.公司控制權矛盾的變遷是引發現代公司會計控制目標偏離的基本原因。建立在股權分散型公司的控制權結構基礎上的公司內部控制系統已不能實現在集中的股權結構中對稱剩余控制權與剩余索取權的功能，使得作為其內部控制重要組成部分的會計控制也不能實現保障財務報告可靠性的目標。在此，理論界有必要認真研究集中的股權結構和分散的股權結構下公司在經濟發展中存在的不同原因，在存在機構大股東控股結構的公司中，有必要建立一套權力制衡機制，以避免權力的過度集中以至濫用。近年來，西方經濟體系中發展起來的如董事會投票方法上的改革及大股東回避制度、股東的衍生訴訟制度等值得注意。

　　2.剩余控制權與剩余索取權應相互對應。現行財務會計體系在資產收益和計量模式上的缺陷，使得難以確保此種對應是建立在實現相關者利益最大化的基礎上的，而且還使控制性股東得以借助此模式夸大其剩余控制權。因此，在公司目標中，傳統的“股東至上”主義需要修正。

　　筆者認為，剩余控制權與剩余索取權的對應至少有兩點需要加以修正：一是在現行會計計量模式基礎上以現金流量基礎加以修正；二是要重新重視勞動價值論的意義，非人力資本與人力資本應分享公司控制權，從當前現實而言，主要應加大人力資本所有者對公司控制權的享有份額。“安然”事件表明，認股權制在維系人力資本擁有者與公司的長久關系上也許是有效的，但它實際上也將企業雇員的利益與企業股票在股市上的表現緊密聯系在一起，客觀上促成了企業內部上下都高度關注企業股票近期表現的局面，反而更加誘發了企業行為的短期化。因此，讓非持股的職工代表進入董事會參與公司決策應是必要的。

　　3.競爭市場失敗早已為世界上絕大多數經濟學者所認同，因此政府對市場活動的監管一直被認為是市場有效的必要條件。“安然”事件一個直接的結果就是引發了美國政府關于會計管制和公司治理方面的新的立法。筆者認為，作為一種制度建設，新立法所關注的焦點應集中在如何阻斷（至少是降低）虛假會計信息與利益相關者利益獲得的關聯度上。具體而言，現行市場制度的以下幾個方面是需要改革的，一是股東從控制權交易中獲取利益的程度，二是審計機構的獨立性，三是信息透明度。但筆者認為，最主要的是要通過立法建立起使股東、經理人、審計師、準則制定者乃至學者都必須依賴于“超越私人聯系”而獲益的制度基礎。有必要指出的是，當我們承認政府監管的重要作用的同時，我們必須注意政府監管所可能帶來的高昂的監管成本，所以如果從終極意義上說，任何制度的有效性最終常常主要依賴于規則執行者的道德自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