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當前我國收入分配中存在的問題

　　（一）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擴大

　　受二元經濟結構的影響，我國城鄉居民之間收入水平一直存在著一定差距，特別是20世紀80年代以來這一差距有所擴大，90年代后期差距進一步拉大（詳見表1）。

　　從表1可以看出，1996～2000年的5年間，城鎮居民收入增長較快，年均增長6.78%；農村居民收入增長緩慢，年均增長只有4.0%；城鄉居民的收入差距從1996年的2.51倍擴大到2000年的2.79倍，擴大了0.28倍。安徽省的情況也大體相同，城鄉居民的收入差距從1996年的2.53倍擴大到2000年的2.74倍，擴大了0.21倍。

　　（二）地區之間居民收入差距擴大

　　以上海市、安徽省、甘肅省為例，我國東、中、西部城鎮居民家庭人均年收入呈明顯的階梯式遞減格局（詳見表2）。

　　從表2可以看出，1996年，上海市城鎮居民的家庭人均年收入分別比安徽省和甘肅省多3588元和4252；2000年，上海市城鎮居民的家庭人均年收入分別比安徽省和甘肅省多6470元和6858元，呈東、中、西部梯式遞減。從增幅看，1996～2000年，上海市城鎮居民家庭人均年收入年均增長率為11.31%，安徽省為6.80%，甘肅省為9.53%，東部地區城鎮居民收入增幅大大高于中、西部地區。

　　（三）行業之間職工收入差距擴大

　　行業之間收入差距擴大的主要是工資、獎金、各種補貼和津貼等收入差距拉大。高收入行業主要集中在壟斷經營性行業（詳見表3）。

　　從表3可以看出，2000年，全國金融保險業和電力、煤氣、水的生產和供應業兩個壟斷行業比農林牧漁業職工人均年工資分別多8294元和7646元，差距相當大；不僅如此，這種差距在近幾年還在逐年擴大。1995年，這兩個行業職工人均年工資為農林牧漁業的2.09倍和2.23倍，2000年提高到2.60倍和2.48倍。收入分配很不公平。

　　（四）高低收入群體之間收入差距擴大

　　據我們對安徽省1999年度各行業2000多戶企業職工收入情況的調查，不同群體之間的收入差距懸殊，貧富分化明顯（詳見表4）。

　　從表4可以看出，安徽省個體、私營企業大戶的年收入一般在50000元以上，少數甚至達到數百萬元；中介機構從業人員、外籍雇員、壟斷行業從業人員和部分文體從業人員的收入也普遍較高，大體為30000～100000元，都屬于高收入群體；而一般企事業單位從業人員、效益較差企業職工和失業下崗人員等屬于低收入群體，收入較少，高低收入群體之間的收入差距十分懸殊。

　　二、我國收入分配差距過大的主要原因

　　我們認為，當前收入分配差距過大是由于體制和政策不夠合理等主要原因所導致的。

　　（一）收入分配明顯向城鎮傾斜

　　我國從20世紀50年代開始推行重工業優先發展戰略。與此相適應，在國民收入初次分配過程中，通過工業產品定價、農產品統購派購等政策，形成工農產品價格“剪刀差”，提取了大量農業剩余價值；在國民收入再分配過程中，又確立了以城市征收制度為一元、農村征收制度為另一元的城鄉隔絕的“二元”稅制結構，農民的稅負偏重。工農產品價格“剪刀差”和城鄉稅制的“二元”結構，直接造成了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擴大。

　　（二） 區域不平衡發展戰略拉大了地區之間收入差距

　　居民收入呈東、中、西遞減現象，這固然有區位環境、基礎條件等歷史因素，但與改革開放以來我國采取的由東向西的經濟推進序列和區域不平衡發展戰略有著直接關系。這些年來，國家出臺了大量向東部沿海地區、經濟特區傾斜的政策以及稅收優惠政策，客觀上拉大了東部與中西部經濟發展水平和居民收入水平的差距。

　　（三）行政壟斷行業收入大大高于其他行業，拉大了行業間的收入差距

　　隨著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建立和發展，許多行業陸續走向市場，既得利益和職工個人收入主要由其市場競爭力所決定。而一些因政府限制市場準入造成的行政壟斷行業，諸如電力、電信、煙草、金融、保險、民航等，憑借其壟斷特權而獲取高額壟斷利潤，職工的收入水平是其他行業無法相比的。

　　（四）分配政策缺位導致高低收入群體收入差距兩極分化

　　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和市場經濟的發展，一方面依靠誠實勞動勤勞致富者大量增加，另一方面因條件不足、能力不濟、機會不均等而難以擺脫困境的現象也屢見不鮮。同時，由于稅收調節不到位，社會保障機制不健全，過高的個人收入得不到有效調控，過低收入者得不到基本生活保障。不僅如此，在經濟轉軌過程中，法制建設滯后和監督機制不健全，使得少數人“鉆政策空子”，獲取大量非法收入，拉大了收入差距。

　　三、調節收入分配的稅收對策

　　（一）完善稅收制度

　　1.統一城鄉稅制。取消農業稅、農業特產稅、契稅、耕地占用稅和主要面向農民征收的屠宰稅，建立以土地使用稅、增值稅和所得稅為主的農業稅體系。對農民使用的田、地、山等，按土地分等級確定稅率，征收土地使用稅。將進入流通領域的農業產品納入增值稅征收范圍，并實行低稅率。目前可對農民自產自銷的農產品暫免征收增值稅。對農民生產經營所得征收個人所得稅，并根據農業生產品種和地區差別核定起征點，實行定額征收。

　　2.強化直接稅地位。建立起真正的流轉稅和所得稅“雙主體”的稅制結構。

　　3.調整稅費格局。進一步強化稅收在政府收入中的主體地位，把一些公共領域的、明顯帶有稅收性質的收費（如社會保障費、教育費附加等）改為征稅，強化政府運用稅收調節收入分配的職能。

　　（二）優化稅種結構

　　1.調整流轉稅結構。擴大消費稅征稅范圍；改革營業稅，提高壟斷行業和高消費行業營業稅稅率；調整資源稅定額，加大定額級差，調節資源開發利用收入差距。

　　2.優化收益稅結構。統一內外資企業所得稅，規范企業所得稅稅前扣除，清理簡化企業所得稅優惠政策，增強企業所得稅對收入的分配調節功能；完善個人所得稅稅制。

　　3.完善財產稅和行為稅。將城鎮土地使用稅、房產稅、車船使用稅、城市房地產稅、車船使用牌照稅統一合并成財產稅，對財產稅實行評估征稅制度，加強財產稅對財富存量的調節。

　　4.開征新稅種。盡快開征社會保障稅、遺產稅和贈與稅；社會保障稅征收面要寬，應包括城鎮所有勞動者；遺產稅和贈與稅的基本扣除額不能過高，以100萬元左右為宜，稅率以10%～50%的五級超額累進稅率為宜。

　　通過優化稅種結構，形成個人收入分配、使用、存儲、置換各環節的稅收調節，即在收入環節征收個人所得稅和社會保障稅；在消費環節征收消費稅、車輛購置稅、燃油稅等；在儲蓄環節征收所得稅；在資產置換環節征收印花稅等；在財產轉讓環節征收遺產稅和贈與稅等。建立起科學、合理、有效的收入分配調控體系。

　　（三）完善稅收政策

　　1.完善地區之間的稅收優惠政策。清理針對特殊地區的稅收優惠政策，配合西部大開發戰略，制定促進中西部地區吸引投資、增加消費和擴大出口的稅收優惠。

　　2.完善行業之間的稅收優惠政策。清理針對行業的稅收優惠，取消行業的特殊減免稅和稅前列支等規定，尤其要取消壟斷行業、利用政府支持優勢經營的事業單位的各項優惠，只保留促進高新技術開發和保護弱勢群體經營行業的優惠措施。

　　3.完善稅收征管政策。改革對壟斷行業的稅收征管辦法，特別是對金融、保險、石油、石化、電信、電力、煙草等高收入壟斷行業，不再實行匯總納稅。

　　（四）加強稅收征管

　　1.強化征管手段。加快稅收信息化步伐，充分運用計算機網絡取得稅收情報、掌握稅源變化情況、監控征管過程，最大限度地防止因信息不靈和執法不公造成的征管不到位、越位或錯位，在稅收征管過程中嚴格按照稅制設計意圖實現對收入分配的調節。

　　2.加強對個人所得稅的征管。目前個人所得稅稅源主要集中在個體私營大戶、壟斷行業、中介機構及技術服務業人員，要加強對這些高收入行業和高收入個人的收入分配情況的監控，實行重點管理、重點檢查。同時改革個人所得稅申報制度，逐步推行雙向申報制度，加強個人收入的雙向稽核，使納稅人和扣繳義務人之間相互制約。

　　3.加大處罰力度。嚴格按照新《稅收征管法》和新刑法的規定，加大對涉稅違法犯罪行為的處罰和打擊力度，為充分發揮稅收調節收入分配作用營造良好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