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我國對外開放的逐步發展和深入，經濟的國際化趨勢要求我們一切涉外行為和政策向國際慣例靠攏。國民待遇原則作為國際法的一個基本原則，廣泛地適用于國際經濟法、國際貿易法、國際投資法、國際稅法、國際司法等諸多領域，成為各國涉外政策制定、實施及變革的基本取向。近年來，財稅學界對我國涉外稅收優惠和稅收的國民待遇原則關系的討論頗多，但眾說紛紜，難以達成共識。筆者想就這個問題談一談自己的看法。

　　一、稅收國民待遇原則及其再認識

　　稅收國民待遇原則集中體現為國際稅收協定中的“無差別待遇”。《經合發組織范本》和《聯合國范本》都在第24條規定：締約國一方國民或無國籍居民在另一方負擔的稅收或有關條件不應比締約國另一方國民在相同情況下負擔或可能負擔的稅收或有關條件有所不同或比其更重；這也適用于不是締約國一方或雙方居民的人。通俗地講，這是指對外國投資者所征收的稅收，在負擔上要不高于對本國投資者的同類稅收。

　　從概念上看，有關國民待遇原則的各種法律表述中，采用的都是“不得高于”、“不低于”或“不應…有所不同或比其更重”的詞句，而沒有直接做出“必須完全相同的待遇”的規定；關貿總協定（即世界貿易組織）關于國民待遇的條款中有“一般例外”、“安全例外”、“補貼例外”等例外條款。因此，我們認為，稅收國民待遇原則并不約束和限制主權國家基于本國國情和政策傾向對外國投資者給予一定的稅收優惠；或者稅，稅收的國民待遇原則并不排斥涉外稅收優惠。

　　有觀點認為：市場經濟要求公平競爭，稅收作為國民經濟的重要調節杠桿應盡量做到平等對待，一視同仁，充分體現稅收的“經濟公平”原則。涉外稅收優惠對外國投資者的“超國民待遇”，明顯地違反了這一原則，造成了地區和產業間的不平衡發展，損害了民族經濟的健康發展。而筆者認為：稅收國民待遇原則和我國具體的涉外稅收優惠政策之間并不矛盾和抵觸。就原則而論，將原則置于“真空”環境中詮釋其意義，是不具備現實基礎的。原則的實現在于政策的實施，政策是在具體的經濟環境中推行的，而經濟環境中的各種因素和參數構成的制度安排則顯現出階段的不確定性。所以說，我國的具體國情和經濟發展不同時期的現實狀況才是研究稅收國民待遇和涉外稅收優惠的邏輯起點。現階段涉外稅收優惠政策可以看作是稅收國民待遇原則的現實選擇。

　　首先，稅收的國民待遇原則的運用是一國對內統一公平推廣至對外統一公平的過程。而我國稅法的國民待遇標準尚未形成，全民企業、集體企業、私營企業和個體經營戶等幾種主要經濟成分，國家稅法根據經濟發展的策略要求給予其不同的稅收調控政策，各主體依法承擔的稅收義務也迥然不同；同樣，由于國家區域發展重點的差別，造成了經濟特區、開發區、開放城市、開發帶的稅收負擔明顯低于內地。國家內部的稅收沒有形成一個大致統一的“國民待遇”，涉外稅制中過分地強調稅收國民待遇原則，顯然是不理性的。

　　其次，涉外稅收政策應充分考慮到我國市場經濟發展現狀和現行經濟政策的要求。涉外稅收優惠和稅收國民待遇并存是一定政治經濟條件調整的結果。具體而言，當市場發育較不完善，國家急需外部推動力以支持本國經濟發展，經濟政策強調效率優先時，應適當加大涉外稅收優惠的程度；而在我國市場經濟體制逐步完善，經濟發展趨于穩定化、高速化和法制化，公平問題成為社會經濟的主要矛盾時，則須淡化涉外稅收優惠，實現公平競爭。所以我們說，涉外稅收優惠是稅收國民待遇原則的現實選擇，二者是統一的。

　　二、我國現行涉外稅收優惠政策的現狀及其變革取向

　　現行涉外稅收優惠政策包括對某些特定地區、產業的涉外企業降低所得稅率，同時對新辦企業、出口創匯企業、高新技術企業等給予定期減免，此外還有再投資退稅，對外企免征投調稅和耕地占用稅等優惠。稅制上的多層次，內容上的泛雜，使得整個涉外稅收優惠政策缺乏整體性與統一性。再加上地方保護主義的政策攀比，執法的嚴肅性弱化，涉外稅收優惠政策的現實效果已經遠離其初衷，具體表現在：

　　第一，民族經濟受到涉外稅收優惠政策的歧視壓力。據有關資料統計，外企所得稅負擔率在8％左右，內企負擔率約28％， 二者之間高達20％的差距，對外企而言是一種優惠，而優惠概念的另一面則是歧視，一個國家怎么能夠依靠歧視本國企業而得到發展呢？

　　第二，對外企產業結構的選擇調節乏力。現行涉外稅制的產業優惠政策導向過于簡單。一方面，經濟特區內不分行業地實行普惠制；另一方面，生產性企業不分投資規模大小和產業類型享受同一優惠。這樣，在同一利潤預期的水平上，短期投資和生產要素型的外企將會得到更大的利益。同時，涉外所得稅優惠率過低（如經濟特區、經濟技術開發區減按15％稅率征稅）使得外國投資者保持粗放型產業的邊際收益大于其選擇集約化產業的邊際成本。在預期成本效益的對比下，政府的其他產業調控政策的調節效果被大大抵減，導致國家非重點發展產業的畸形發展和地區間的重復建設，資源配置的低效運作。

　　第三，涉外稅收優惠的地區傾斜客觀上加劇了地區間發展的差距。外國投資者及外國資本的逐利本性決定其在決策過程中追求資本效用的極大化目標，并選擇能提供實現這一目標的條件區域進行投資。現行稅收優惠傾向于東南沿海地區，內陸的投資環境相對缺乏吸引力，必然會造成資本向效用極大化地區流動，形成沿海和內陸兩種不同格局，并有逐步擴大的可能。

　　但是，如果我們把涉外稅收優惠政策在經濟發展過程中顯露出的一些弊端擴大化，并因噎廢食全盤否認涉外稅收優惠，全面推行平等的涉外稅收政策，顯然是很不理性的。如上所述，稅收政策是一種現實選擇，這和稅收國民待遇原則本質上并不沖突。基于我國現實情況，筆者認為保留涉外稅收優惠是必要的。

　　首先，資金和技術的緊缺是涉外稅收優惠存在的前提。改革和開放是同一目標下的兩個方面，二者是相互補充和統一的。改革和建設的資金與技術的短缺是我國經濟發展過程中的一大國情。一個開放的經濟體系中，一國資金及技術可以從國際資本市場和技術更先進的國家輸入，以利于本國的發展和創新。因而開放引資，加強對外技術合作，走國際化的道路是必然選擇。同時，法制的有待健全、政府的低效運作、基礎設施建設的滯后等因素造成宏觀投資環境的欠佳，也是我國的一大國情。所以，涉外稅收優惠從某種意義上講是作為外商在我國投資環境欠佳的補償手段而存在的。

　　其次，保留涉外稅收優惠有利于保持政策的穩定性和連續性，保證外國投資者的合理預期。在現今世界經濟循環體系受到亞洲金融危機的破壞而不堪重負，投資者投資行為謹慎而敏感的前提下，穩定是最為重要的。如果取消涉外稅收優惠，影響的不僅是稅收政策的傾向問題，更主要在于無形中擴大了外國投資者的風險預期，相應造成國際短期游資的“外逃”和中長期投資的萎縮，使我國在國際競爭中處于更為不利的地位。

　　所以，現階段對涉外稅收優惠政策的變革應主要以調整為主，本著平穩過渡的原則，逐步地縮小優惠程度，調整優惠目標和手段，重點突出國家產業宏觀調控政策的需要。在具體操作過程中主要應認識和處理好以下幾個方面：

　　1.正確認識外資投入量和涉外稅收優惠及其他投資環境要素之間的關系。美國對美、日和西歐跨國公司的一項調查表明：他們并不把減免稅收以獎勵投資看成吸引投資的唯一重要因素。國際上常用斯托伯氏“等級尺度”法來評價投資氣候。“等級尺度”共列出八個影響投資的主要因素，其中稅收優惠被包括在“外國企業和本地企業差別待遇”一欄中而列第三位，所規定的最高分與“資本外調自由、允許外國所有權的比例、政治穩定”相同。說明稅收優惠政策雖是大量引進外資不可缺少的條件，但它不是唯一重要因素。對外國投資者而言，一國的市場規模、增長潛力、宏觀經濟的穩定性、經濟政策的可預見性和勞動力的價值及素質起著更為重要的導向作用。涉外稅收優惠作為一種引資手段，其作用的發揮必須同時使投資環境的其他方面同步完善，否則一味的稅收高優惠會因其他方面因素的抵消而削弱優惠作用，使得稅收優惠所放棄的財政收入和得到的經濟效益不對稱。

　　2.確定涉外稅收優惠的重點。外國投資是一種高成本的資本，引進和運用外資的一個重要原則就是優先解決本國相對短缺的經濟部門的發展問題。根據黨的十五大精神和迎接知識經濟時代挑戰的要求，我國目前調整和優化經濟結構的重點在于加強農業的基礎性地位；優先發展水利、能源、交通、通信和重要原材料等基礎設施和基礎工業；加大調整改造加工工業的力度，提高其素質，特別要有重點地積極發展高技術產業尤其是電子信息產業，推進國民經濟信息化。涉外稅收優惠作為一種調節的手段，應及時地進行重點轉移，由過去的區域導向型適時地過渡到產業導向型上來，將涉外稅收優惠的范圍擴大到全國，實行雙層次的引資稅收優惠政策體系。具體做法是：第一層次，對投資于上述先驅產業的內外資企業實行完全相同的普遍優惠政策；第二層次，在普惠制的基礎上再對投資于先驅產業的外資企業實行特殊優惠政策，體現對其深層次的稅收優惠。以此推進外商投資產業部門結構和技術結構的優化。對于一般加工業特別是純粹勞動密集型、以產品粗加工為特征的中性產業，則應實行和國內企業對等的稅收待遇。對投資于高耗能、高污染的限制性行業的外資實行限制性稅收政策，如課征附加稅等限制措施。

　　3.采用靈活性的優惠機制，以適應宏觀因素的多變性。單純地以低稅率為基本內容的優惠機制體現的是國際間比較利益上的優勢，在當前世界各國特別是一些主要經濟大國紛紛出臺以降低稅率為主要內容的稅改方案的時候，這種單一的優惠機制或喪失其作用，或將毫無必要地增加稅式支出，背離稅收優惠的初衷。單一機制缺乏一定靈活性，難以適應多變的環境，所以，稅收優惠的多樣化是一種明智選擇。例如對外國投資者實行延期納稅性質的投資儲備金辦法或者短期減免稅性質的投資抵免辦法；相當于提供無息貸款性質的加速折舊辦法；到期可以停止或延長的定期減免稅辦法；以及包括流轉稅和財產稅在內的其他非所得稅的定期優惠辦法等。針對我國涉外稅收優惠政策偏重于低稅率和定期減免二種形式的現狀，適當地減少這兩種形式的比例，綜合采取上述各種優惠辦法，形成符合我國國情，適應國際國內環境的優惠體系。

　　4.爭取和資本輸出國政府簽訂稅收饒讓協議，使稅收優惠能真正落到外國投資者身上。國際投資所遇到的最大問題之一即國際雙重征稅問題。國際雙重征稅的存在抵消了東道國鼓勵外國直接投資的稅收優惠的效果，造成稅收的國際轉移。而實際上涉外稅收優惠政策鼓勵的對象應該是跨國投資者。而只有在我國政府和外國投資者的居住國政府（或國籍國政府）簽訂稅收饒讓協議之后，我國涉外稅收優惠政策所產生的外國投資者稅負低于其所在國稅負的部分，才不再補征，才可能使涉外稅收優惠全部落到外國投資者身上，從而使優惠政策得到充分實現。

　　5.加強涉外稅收優惠的原則性和涉外稅法的嚴肅性。涉外稅法是一個國家主權和信譽的重大體現，在具體執行過程中，各地各機關出于自身局部利益考慮，擅自泛化涉外稅收優惠，以稅收減免的隨意性取代涉外稅法的嚴肅性，偏離了稅收優惠的原則。這種做法不僅有損國家主權，而且使外國投資者對我國稅收優惠的穩定性和法律的嚴肅性產生不良的心理預期，以至帶來難以估計的后果。所以，中央政府應積極發揮其政治上集權的優勢，加大稅收的控制力，嚴格劃分稅收優惠的權限，將涉外稅收優惠政策制定權完全收歸中央，并保證執行過程中的政令如一：同時強化涉外稅收監督體系，加大監督力度和廣度；在法和罰上保證涉外稅收優惠政策的統一性和嚴肅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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