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中國增值稅轉型必須首先對增值稅的三種類型進行本質的研究。中國經濟是周期經濟，因此從經濟周期的角度對消費型增值稅和生產型增值稅進行研究，通過構建經濟宏觀模型，使我們對兩種增值稅類型下的稅率和政府收入有一個動態的定量度的本質的認識；由于經濟周期伴隨著通貨緊縮和能貨膨脹，以及市場經濟下貨幣利息的存在，因此收入型增值稅從財務的角度和通貨膨脹的角度去研究將更加準確，對其本質將揭示得更清晰。

　　消費型增值稅

　　根據我們構建的消費型增值稅實際稅率模型從經濟周期的不同階段分別進行分析，得出以下規律：（1）消費型增值稅具有良好的政府稅收收入“天然穩定”定作用。當經濟增長時增值稅機制性自發地降低增值稅稅率，減少政府稅收收入增幅，但稅收收入會隨經濟增長而增長；當經濟處于下降期，增值稅隨經濟下降而機制性地自動提高增值稅稅率，增加政府稅收收入，支持政府的積極財政政策。（2）對投資的“反經濟周期”起到直接鼓勵作用。當在經濟增長期，增值稅稅收政策機制性對每個納稅人根據其投資額的多少分別給予不同的增值稅實際稅率，反資越多稅率相對越低，對投資進行呵護；當在經濟衰退期，增值稅稅收政策擔當反經濟周期的重任，通過機制性自發地對每個納稅人根據其投資額的多少分別給予不同的隱性財政補貼，直接提高企業對投資的預期收益率，從政府稅收角度最大限度地為企業帶來現金流量，保證企業投資項目對現金流量的需要。消費型增值稅從稅收體制上直接和有力地實現反經濟周期鼓勵投資的目的，從而實現政府的鼓勵投資意圖。（3）政府地企業投資的隱性財政補巾掌握在企業手中。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投資是拉動經濟增長的主要手段之一，理性投資是受政府鼓勵的，同時得到政府財政支持。如果政府直接將財政資金發放給企業，顯然由于征收和發放程序的存在，社會效率就低。消費型增值稅能實現政府財政資金發放的社會效率最大化。在經濟衰退期，政府對企業投資是隨著投資額的增加而用稅收政策機制性自動地降你實際稅率，而且是投資人通過各自的投資來決定自己的稅收實際稅率，這實質上是政府在經濟衰退期間使用稅收機制自發地對企業投資以降低實際稅率，本質上屬于稅收支出，是對企業投資的隱性財政補貼。有趣的是隱性財政補貼領取的多少完全由企業的投資額決定，也就是說，是以企業為政府承擔經濟衰退期投資義務的多少來決定，從而實現社會公平。在經濟增長期，政府通過對企業投資的補貼，鼓勵企業籌集儲蓄資金用于投資，進一步促進經濟增長。

　　生產型增值稅

　　根據我們構建的生產型增值稅實際稅率模型，從經濟周期的不同階段分別進行分析，得出以下規律：（1）在經濟增長期，增值稅實際稅率隨固定資產投資的增加而嗇，隨存貨的增加而減少；政府增值稅稅收收入隨投資的增加而急劇增加，將超過經濟增長速度，喪失增值稅對政府稅收收入“天然穩定器”的作用，助長政府支出惡習性膨脹。經濟衰退期增值稅收入隨投資的減少而急劇下降，陷財政支出于困境，有將財政引入惡性循環的趨勢；政府支出具有剛性，經濟增長時期好辦，一量遇到經濟衰退期，政府稅收收入減少政府的收支就會出現負數。解決的方法是：1、政府財政赤字；2、政府公債；3、提高稅收實際稅負；4、強力減少政府支出。第一種辦法各國政府不得以而為之；第二種辦法提前支出預期稅收收入，世界流行；第三種方法提高稅收實際稅鋇，對企業經營無疑是雪上加霜，降你了企業預期收益率，對投資產生直接負面影響，可能使國民經濟進入惡習性循環；第四種方法短期內無法實現和奏效。（2）對投資起到直接而強烈的限制作用。經濟發展領先需求拉動，需求由消費需求、投資需求和外貿需求組成，在市場經濟下限制投資需求無疑是限制經濟發展。尤其是經濟衰退期，生產型增值稅機制性自發地對投資人根據投資額的多少給予累進的實際稅率，本質上納稅人的實際稅率是掌握在納稅人手中，投資額越多實際稅率越高。此時抽資人對投資的預期收益率本來就低，生產型增值稅的稅收政策機制進一步降低預期收益率，投資人降你投資，這將加劇經濟的衰退，延長經濟復蘇的時間。生產型增值稅對國民經濟的隱性的破壞作用也許同財政收入的初期增長額一樣是“出人意料的。”（3）商品所含稅率的復雜化使出口退稅率根本無法科學確定。從中國的退稅實際看，1994年~2000年間中國的退稅率變化已經超過五次，經常出現退稅政策并行的局面。例如1995年竟然出現三套出口退稅率并行的稅收局面。稅收政策的混亂，必然帶來稅收征管的復雜化。1996年在國際貿易順差的情況下，進出口稅收倒掛固然有上年退稅留抵的因素，但是稅收政策的混亂，使稅收征管部門對于巨額騙稅無法從宏觀上及時發現和把握，也是一個重要因素。如果實行完全意義上的消費型增值稅，依據現有的征收條件，就有可能從宏觀上對出口環節的騙稅進行總體把握。如果能采取必要的措施，甚至可以確定某大類出口商品出口騙稅的嚴懲程度，給退稅稽查提供方向性的依據，這正是目前中國出口退稅管理迫切需要的。（4）增值稅實際稅率和增值稅收入隨時進出口順差的增加而增加。中國加入WTO以后，根據模型預測，如果目前的進出口逆差縮小或變成順差，國內企業的實際稅率將進一步加重，政府收入將增加，境內企業競爭力將下降。

　　收入型增值稅

　　根據我們從財務角度進行的計算，如果中國在1994年~1997年間實施的是收入型增值稅，那么等價于實施對固定資產彩12.85%的低稅率抵扣政策的消費型增值稅；從占政府收和份額角度計算，在類似中國的經濟系統中彩收入型增值稅，固定資產遞延按折舊部分抵扣稅款僅有當期全額抵扣稅款占政府稅收收入比重的56.09%.綜合財務和政府收入份額角度測算，對收入型增值稅的研究結論是：從貨幣表面數額看，收入型增值稅實現對固定資產的全額退稅，避免了重復課稅，政府對企業在生產過程中使用勞動力要素、非固定資產及固定資產的選擇上保持中性；從貨價值的角度看，收入型增值稅對固定資產的阻塞稅本質上是等價于以低稅率進行抵扣，實現的是不完全扣除政策，重復征稅因素依然存在歧視。實行收入型增值稅，用固定資產折舊遞延抵扣的方法實現當期低稅率抵扣的稅收收入目標，額外付出的社會成本是納稅成本和征稅成本的提高，從社會效率的角度看是低效率的，與當期低稅率抵扣稅收政策相比是社會負效率的，與當期低稅率抵扣稅收政策相比是社會鋇效率；從企業投資發展的角度看，固定資產遞延按折舊抵扣稅款帶來的企業現金流量占企業投資比重無孔不入疑是逐年下降的，是企業投資利益的付出，將降低企業的投資預期上益率和投資需求。收入型增值稅的固定資產遞延按折舊部分抵扣稅款，實質上是國家從固定資產征稅中獲得巨大的財政收益，在增值稅轉型中不愿放棄，實行收入型增值稅給予企業以全面固定資產退稅的政策的假象，是政府財政當期利益和企業投資利益的折衷調和。但這種調和的代價是社會納稅和征稅成本的高額付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