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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力與事權相匹配”為基石調整分稅制
關鍵詞：財政 分稅制 中央 事權 財政收入
為解決縣鄉財政窘境，學界一直在探討如何對現行的分稅制進行調整。一份由國家發改委宏觀研究院經濟所牽頭、涉及中央與地方財政分配體制改革的課題方案正在形成。如何重新分稅，事關中國經濟社會和諧可持續發展的大計，筆者以為，“財力與事權相匹配”當成分稅制調整創新的基石。（2008年6月29日《中國經濟周刊》）
從國務院做出決定1994年1月1日起對各省、自治區、直轄市以及計劃單列市實行分稅制財政管理體制，至今已經15年。當初“分稅”的目的旨在“增強中央的宏觀調控能力，促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和國民經濟持續、快速、健康的發展”。因為，此前以放權讓利為特征的財政“分灶吃飯”體制，推行到1993年時，中央財政收入占全國財政收入的比重，已經下降至不足30%的水平。而“分稅制”可謂立竿見影。至2007年度，全國財政收入已超過5.1萬億元，中央財政總收入完成28432億元，比年初預算超收4011億元。以此計算，中央財政收入占全國財政收入的55.749%.（2008年1月9日新華社）
事實上，1994年以來，中央與地方的財政分配關系一直處于變動之中。例如：從1997年1月1日起，將證券交易的印花稅由原來中央與地方各分享50%，經多次調整到現在中央占97%，地方占3%；當然，隨著中央財力大幅增長，國家宏觀調控能力顯著增強。不說遠的，四川汶川大地震后，截至6月28日，中央財政投入抗震救災資金達到496.11億元（地方財政投入51.05億元）。
同時，中央財政今年先安排700億元，建立災后恢復重建基金，明后年繼續作相應安排。（6月28日、5月22日新華網）如此強大的救援，對于抗災和重建，都將發揮難以估量的作用。
但也應看到，分稅制改革存在的財政權力和事權不對稱，已導致一些地方政府入不敷出。2006年，中央與地方財政收入的比重為52.8∶47.2，而財政支出的比重則為24.7∶75.3.據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調查，在農村的義務教育經費中央只負擔2%，省地兩級負擔11%，縣級負擔9%，78%的經費要由鄉鎮這一級來負擔，最后實際上就是由占人口大多數的農民負擔。由于“財權上移、事權下移”，以至于“中央”請客“，地方”埋單“。（2005年第3期《決策》）。尤其是各省、地級市也依葫蘆畫瓢把屬下政府的財政稅上收，大大削弱了縣鄉一級的財政力量，使得許多基層政府捉襟見肘，不得不負債前行。2002年的數據顯示，全國鄉鎮財政凈債務1770億元，鄉鎮財政平均凈負債400萬元，村平均凈負債20萬元。全國65%的鄉村有負債，而中西部地區幾乎是鄉鄉有債、村村欠錢，不僅無力為民眾提供最低水平的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務，甚至無法正常履行行政職能。
地方政府不僅要吃飯，還要發展，要創造一些政績，就不得不另想辦法擴大財源。這樣必然加大基礎設施投資，熱衷于招商引資，盲目上“三高”項目，追求GDP的增長，或把土地當成了“第二財政”，一方面肆意批租土地，千方百計“闖紅燈”，以至于地方政府成了土地違法案件的主角，且屢禁不止；另一方面通過“土地換身份”等方式，將集體農用耕地轉為國家建設用地，在直接損害農民利益的同時，不斷侵蝕著耕地保護的基線。有些地方早已是在賣孫子輩的土地了，要實現可持續發展似乎很難。
雖然，我們通過不斷加大轉移支付的力度，來彌補地方財力不足的困難，但沒有法律約束的財政轉移支付制度，人為操作因素較大，一般轉移支付和專項轉移支付資金成了“稀缺資源”，讓各地垂涎三尺，以至于爭先恐后“跑部錢進”，眾多的腐敗現象應運而生。
可見，改革現行的分稅制，不斷增加地方財政收入已成大勢所趨。胡錦濤總書記在十七大報告中就已經提出，要深化預算制度改革，健全中央和地方財力與事權相匹配的體制。完善省以下財政體制，增強基層政府提供公共服務能力。“財力與事權相匹配”，理當成為分稅制創新的核心理念。本著“中央少拿一點，地方多留一點”的原則，合理劃分中央與地方的財權與事權。在新的分稅方案調整中，我以為尤其是要充分尊重地方政府的意見和建議，應通過民主聽證的方式讓地方政府充分表達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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