邊際稅率與區域經濟發展的實證分析

　　1995年國家開始實施區域經濟協調發展政策，當前又提出西部大開發戰略，那么稅收政策在地區經濟差距方面具有什么作用？在理論上，供給學派認為較高的邊際稅率，妨礙經濟活動的水平和增長率，因而主張大力削減邊際稅率。我國在統一稅收政策，不再采取區域性稅收優惠政策，地方不能越權減免中央稅情況下，西部地方政府能否通過適當的地方稅政策，促進本地區經濟快速發展？本文以新財稅體制為基礎，對1994－1998年地方稅的邊際稅率與各地區經濟增長進行了橫截面回歸，發現降低邊際稅率可以促進經濟增長，從而對西部大開發具有重要的財稅政策啟示。？

　　地方稅收的邊際稅率和平均稅率

　　確定各省地方稅的平均稅率或有效稅率比較簡單：首先計算出每個地區歷年稅收收入占其GDP的比重，然后在樣本期內取宏觀稅員的平均值。至于估計各個地區的邊際稅率，必須以其真實稅收收入T對真實GDP進行回歸：？

　　T＝βo＋β1GDP＋ε （1）

　　其中ε是誤差項。稅收對GDP的導數或斜率β1，就是邊際稅率。它近似衡量了GDP增加對稅收增加的影響，因而是給定地區的平均邊際稅率。截距項βo一般應為負，其經濟解釋是一部分GDP沒有納稅。截距異于0，也為檢驗平均稅率和邊際稅率顯著不同提供了基礎。

　　由于1994年中國實行了新的財稅制度，因此不宜跨1994年直接估計（1）式。但如果我們只對1994－1998的數據回歸，發現由于樣本時期太短，估計效果不甚理想，只有貴州、吉林、山東和上海等8個省市的截距顯著為負，有些省份的截距為正，這種模型結構不同也使地區之間缺乏可比性。為了提高各地區邊際稅率的穩定和顯著程度，增加后面進行增長回歸的自由度和可靠性，我們必須擴大樣本區間和適當利用以前的信息，為此在方程（1）中引入啞變量D，以考慮制度變革因素。但我們令虛擬變量D在1994－1998年為O，1994年以前取1，這樣，GDP的系數就表示1994年后的邊際稅率。后面的結果將會表明，這樣做既使地方的邊際稅率顯著異于平均稅率，而且使各地區的邊際稅率相互可比。

　　由于缺乏中央稅收的地區來源結構數據，我們只能利用地方財政的稅收收入數據，估計各地區地方稅的邊際和有效平均稅率，主要分析地方稅收政策與地區經濟增長的關系。所有的數據均來自于中國統計年鑒、中國財政年鑒、中國稅務年鑒、各省市統計年鑒、經濟年鑒有關各期和2000年中國統計摘要。各地區的GDP、人均GDP和稅收收入，都是經我們計算的以1990年為100的全國GDP平減指數調整后的真實變量，經濟增長也指真實GDP的增長。因為我國1983年開始“利改稅。，我們利用各地區1983年－1998年的數據估計加入啞變量的方程（1）。回歸效果比較好，可決系數平均為O.88，不存在序列相關問題，啞變量和邊際稅率的系數均相當顯著，且具有預期的符號，常數項全部為負，盡管個別省份不顯著，而且通過了系數整體顯著的聯合檢驗。為節省篇幅，我們這里只列出估計的各省邊際稅率。

　　其中估計的截距為員比較符合實際，因為我國GDP的許多組成部分，如某些個人收入沒有進入稅基，它們是不交納稅收的。這些說明我們對1994－1998年地方稅邊際稅率的估計總體上異于同期的平均稅率，這可以從邊際稅率對平均稅率的回歸中看出來：？

　　MT＝0.003＋1.436AT （2）

　　（0.136）（7.371*）

　　R2＝0.685，調整后

　　R2＝0.672，F＝54.330*，

　　DW＝2.118

　　其中，MT和AT分別指1994－1998年地方稅的邊際稅率和平均稅率，括號里的是t－統計值（下同）。從（2）式可以看出，邊際稅率總體約是平均稅率的1.44倍。邊際稅率大于平均稅率，說明我國1994年的稅制改革總體上是累進性的，這也與我國近年財政收入占GDP比重逐步提高和國外稅制情況吻合。但分地區看，西部地區的累進程度最大，邊際稅率約是平均稅率1.7倍，中部和東部基本相等同為1.4倍。

　　地方邊際稅率與區域經濟增長

　　因為供給學派等的減稅主張主要指邊際稅率，我們主要分析邊際稅率與地方經濟的關系。為了防止或控制稅率與經濟之間可能存在的逆因果關系，即經濟增長越快或人均收入越高，稅收收入越多，我們在各個回歸方程中都加上平均稅率。這樣，考慮了平均稅率和經濟發展之間的關系，我們就能分離出邊際稅率的經濟效應。

　　由于本文重點研究1994年財稅體制改革以來的地方稅效應，因此主要觀察1994－1998年各地區5年間真實GDP的增長率。我們首先作各地區邊際稅率與5年經濟平均增長率的散點圖。由圖2.1可知，各省的經濟增長與邊際稅率總體上員相關，其趨勢線是由左上向右下方傾斜。

　　下面以各地區1994－1998年相當于一個五年計劃時期長的經濟平均增長率Yg為因變量，以邊際稅率和平均稅率為解釋變量，即估計以下地方稅收與經濟增長的關系式：

　　Yg＝C＋MT＋AT （3）

　　回歸結果如（4）式。從中可見，邊際稅率與經濟增長負相關，平均稅率與經濟增長正相關，系數單獨和聯合檢驗都顯著。這說明在保持平均稅率不變條件下，如果某省能夠降低其邊際稅率，則可以促進本地區的經濟增長。

　　Yg＝0.113362－0.69147MT＋O.870339AT （4）

　　（9.04*）（－2.93**）（2.13***）

　　R2＝O.27，調整R2＝0.21，

　　F＝4.43***，DW＝1.94

　　另外，Koester和Komendi（1989）、Garrison和1ee（1992）認為，一旦考慮到人均GDP水平，邊際稅率與經濟增長的員相關就不再顯著。我們在（3）式中加入各省1994年的人均真實GDP后，邊際稅率仍然與經濟增長顯著員相關：

　　Yg＝0.11－7.27×10－9×GDPl994－0.69MT＋0.87AT （5）（11.24*）（－0.003）（－3.36*）（2.25*）

　　R2＝0.27，調整R2＝0.17，

　　F＝2.83，DW＝1.94

　　剛才是從增長角度分析邊際稅率與經濟發展的關系，最后我們從水平角度研究地方稅與地區經濟的關系，主要是估計地方邊際稅率與其1999年人均真實GDP水平的關系：

　　GDP1999＝C＋MT＋AT （6）

　　即1994－1998年的邊際稅率對后來的1999年各地區人均真實GDP具有何種作用，對上式的截面回歸結果為：

　　GDP1999＝-1068.166-53024.89MT+184329.2AT （7）

　　（-0.86260）（-2.275754***） （4.560467*）

　　R2＝0.54，

　　調整R2＝O.50，F＝13.96*，

　　DW＝2.20

　　可見，邊際稅率和平均稅率的系數都顯著，邊際稅率與經濟發展水平即人均真實GDP仍呈員相關關系。其經濟意義是：地方在保持其平均稅率不變前提下，如果能降低邊際稅率，則能促進入均收入增加。邊際稅率降低1％，大約可使地方人均真實GDP增加530元；反之，如果提高邊際稅率，則會阻礙人均GDP的增加。

　　結論與政策建議

　　本文首先通過時間序列回歸估計了各地區地方稅的邊際稅率和平均稅率；然后，在使用平均稅率控制稅收與經濟的逆因果關系下，由截面回歸分析了邊際稅率與經濟發展水平和增長率之間的關系，發現邊際稅率與各地區的經濟增長和人均GDP水平均呈顯著的員相關性。它說明在維持平均稅率不變時，地方的邊際稅率越高，越不利于該地區經濟增長和人均GDP提高；地方降低邊際稅率，則可促進本地區經濟增長和提高人均GDP水平。

　　這從稅收政策方面解釋了西部地區發展緩慢的原因。因為按照我們的測算，1994-1998年，西部9省（重慶包括在四川里）地方稅的平均稅率是5.08％，低于東部11省（不包括天津）5.71％的水平；但前者的邊際稅率高于后者，東部地區平均為8.04％，而西部地區則高達8.55％。而且，西部地區的平均稅率和邊際稅率都高于中部地區，中部8省的平均和邊際稅率分別為4.14％和5.94％，它相對優于東部地區。正因為如此，1994—1998年中部地區經濟增長最快，平均為11.828％，高于東部平均10.191％的速度，而西部地區只有9.997％。因此，1994年的財稅體制改革，促進了中部地區的經濟增長，這是值得肯定的區域經濟效應；但對西部的效應不明顯。這就需要重構稅制，在全國稅制沒有作出有利于西部的調整之前，西部地區應該優化其地方稅制。

　　由于邊際稅率與地方經濟增長負相關，因此西部地區要加快發展，必須適當降低邊際稅率，以對地方經濟發展提供各種刺激。邊際稅率下降引起的稅收收入減少，有兩種基本消化途徑：一是中央增加對西部的轉移支付或補助，二是西部地區政府縮小財政開支。中央可以恢復對西部民族地區每年補助遞增10％的規定，“兩稅”收入的增量部分全部返還，加大對西部地區的過渡期轉移支付。中央的幫助等外因固然重要，但決不能忽視內因的作用。西部要想真正加快經濟增長，應該節約開支，精簡政府機構，建立高效能的“小政府”。降低邊際稅率提供的激勵，促進經濟增長，這最終會擴大稅基，從而使財政收入增大。否則，邊際稅率過高，容易產生員激勵效應，導致資本和勞動外流、稅基萎縮和邊際稅率高的惡性循環。所以，西部應通過進行機構改革，政府職能轉換和優化財政支出，建立具激勵效應的地方稅制。

　　參考文獻：

　　Galrison，Charles B.and lee， Feng-Yao，1992，Taxation，Aggregate Activity and Economic Growth：Further Cross-Country Evidenco on some Supply-Side Hypotheses，Economic Inquiry，Vol.XXX，172-176.

　　Koester，Reinchard B.，and Komendi，Roger C.，1989，Taxation，Aggregate ActiVity and Economic Growth： Further Cross-Country Evidence on some Supply-Side Hypotheses，Economic Inquiry，Vol.XXVII，367-386.

　　Jones，L.E.，Manuelli，R.E.，Rossi， P.E.，1993，OPtimal Taxation in Models of Edogenous Growth，Joum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01，485-5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