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與稅收關系是國民經濟發展中一項重要的關系。經濟決定稅收的增減變化，稅收可以發揮促進或阻礙經濟發展的不同作用。宏觀稅收負擔也是影響經濟發展的重要因素，本文重點探討促進中國經濟可持續發展的宏觀稅收負擔水平選擇的問題。

　　一、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與宏觀稅收負擔的關系

　　中國共產黨十六屆三中全會決定提出“建立促進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的機制”，“堅持以人為本，樹立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發展觀，促進經濟社會和人的全面發展”。胡錦濤總書記在2004年3月明確提出“樹立和落實科學發展觀”的思想。黨的十六屆四中全會進一步闡述了“堅持以人為本，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科學發展觀，更好地推動經濟社會發展”的具體內容。筆者理解，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可以包括四個方面的具體內容：一是經濟與自然的可持續發展；二是經濟與社會的可持續發展；三是經濟增長自身的可持續發展；四是社會事業發展自身的可持續發展。經濟增長自身的可持續發展就是要求必須保持經濟平穩較快發展。為了實現這個目標，科學地確定宏觀稅收負擔水平尤為重要。

　　宏觀稅負是指一個國家的稅收負擔總水平，即一個國家在一定時期內的稅收總收入占國內生產總值或國民生產總值的比重。決定宏觀稅負的客觀因素主要有兩個：一是宏觀稅負要受生產力發展水平的制約；二是宏觀稅負與政府承擔的政治、經濟和社會職責范圍大小及其變化密切相關。

　　經濟決定稅收，經濟發展的總量和速度決定稅收收入的數量和增長速度。稅收反作用于經濟，稅收收入的數量多少及變化制約和影響經濟發展的速度和水平。如果稅收收入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較低，生產領域資金充足，經濟增長可能會快一些。但是社會公共事業的發展可能會因為資金不足而受到不利影響，最終也會影響經濟的長期可持續增長。如果稅收收入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較高，社會公共事業發展的資金充足，社會公共事業發展可能會快一些。但是經濟增長可能會因為資金不足而受到不利影響。只有稅收收入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適當，才能在促進經濟可持續、穩定、較快發展的同時，使社會各項事業也能夠達到良性協調發展。

　　宏觀稅負變化既反映了經濟與稅收的關系，又反映了一個國家一定時期分配關系變化的狀況。現實中存在法定稅負、名義稅負和實際稅負等多種情況。實際宏觀稅負水平受稅收法律、政策、制度、征管等人為因素的影響很大。本文探討的宏觀稅負是指有關中國實際宏觀稅負水平的情況。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專家認為，稅收收入在一般正常時期有一個理論性的合理界限，一般是指稅收占GDP的比重不超過25%.如果任何國家的稅收超過這一比重，將會產生嚴重的經濟后果。但同時專家也認為稅收存在絕對極限的說法不完全正確，世界各國應根據自己國家的實際情況確定宏觀稅負的水平。例如，南非法定宏觀稅負在25%左右。美國專家認為個人承受稅收負擔的極限是每個家庭收入的25%.事實上，隨著現代經濟和社會的發展，政府承擔的提供公共產品的職能經歷了增加和穩定的不同階段，政府收入的需要也經歷了擴張到穩定的不同階段。政府對財政收入的需求不應該無限擴張，達到一定規模后就應該穩定并下降。因此，如無重大特殊事件發生，稅收占GDP的平均比重達到一定點以后應該表現為逐漸下降的趨勢。

　　二、中國宏觀稅收負擔的實證分析研究

　　中國的宏觀稅負變化不能簡單進行數字的直接比較，必須結合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特點，實事求是地進行系統分析。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的宏觀稅負呈現明顯的先降后升的特點。

　　由于歷史原因，中國宏觀稅負水平一直比較低，20世紀90年代宏觀稅負變化過程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從20世紀90年代初的1993年～1996年，宏觀稅負由12.04%持續下降至最低點9.71%，下降了2.33個百分點。這種情況的出現與轉軌時期的經濟結構調整和體制轉換緊密聯系。20世紀90年代上半期，中國正在實施“兩個轉變”，即由計劃經濟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轉變和由粗放型經營向集約型經營的轉變。轉軌經濟時期，國有經濟形式的企業在國民經濟發展中的貢獻不斷減弱，非國有經濟在國民經濟發展中的貢獻不斷增加。依賴公有制經濟的舊稅制越來越不適應經濟形勢發展的需要，稅收優惠政策過多過濫，稅收流失也日益嚴重，導致了中國宏觀稅負的持續下降。即使1994年稅制改革，實施了新稅制，也沒有立即扭轉宏觀稅負下降的趨勢。因此，在這一時期，提高兩個比重成為國家越來越緊迫的任務。第二階段自1997年開始，中國的宏觀稅負開始止跌回升，1997年宏觀稅負為10.43%，比1996年上升了0.72個百分點，實現了歷史性的轉折。從1997年至2004年，中國的宏觀稅負開始恢復性持續增長，宏觀稅負由10.43%持續上升至15.12%，上升了4.69個百分點，達到和超過了1993年的宏觀稅負水平。

　　中國宏觀稅負的恢復性持續增長是在稅制沒有較大變化的基礎上取得的，一方面，從一個側面說明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初步建立，市場經濟秩序開始好轉。顯著的變化是采取措施，消除了各地在經濟統計中摻入GDP中的水分。另一方面，新稅制取消了大量的減免稅政策優惠，“金稅”工程開始收到成效，稅收行政執法環境和稅收行政執法行為得到改善，稅收征管改革促進了稅收籌集收入的功能充分發揮作用。因此，中國宏觀稅負的恢復性持續增長既不是企業負擔的增加，也不是社會負擔的增加，而主要是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的好轉，稅務機關依法治稅的加強，應收盡收，堵塞漏洞，提高了征收率，擴大了稅基，增加了稅收收入，提高了稅收在GDP中的比重。

　　三、中國宏觀稅收負擔選擇的思考

　　當中國稅收在GDP中所占的比重不斷提高的背景下，如何確定稅收在GDP中的比重也變得越來越重要。很顯然，稅收在GDP中的比重不能無限度地不斷提高。那么，確定一個合理的標準或水平就顯得越來越必要。比較世界上其他國家的情況，對我們會有一些啟發。

　　根據世界銀行對國家的分類，我們把納入研究范圍的國家劃分為4種類型：低收入國家、中等低收入國家、中等高收入國家和高收入國家。低收入國家指的是2001年人均國民收入總值（GrossNationalIncome，以下簡稱GNI）不超過745美元的國家；中等低收入國家指的是2001年人均GNI在746美元至2975美元的國家；中等高收入國家指的是2001年人均GNI在2976美元至9205美元的國家；高收入國家指的是2001年人均GNI在9206美元以上的國家。

　　從25個高收入國家宏觀稅負的平均值來看，1990年為34.63%，1995年為36.38%，1999年為37.29%，平均稅負接近40%.從7個中等高收入國家宏觀稅負的平均值來看，1990年為29.94%，1995年為30.19%，1999年為27.30%，平均稅負接近30%.從6個中等低收入國家的宏觀稅負的平均值來看，20世紀90年代初期為21.75%，中期為21.25%，末期為21.30%，宏觀稅負基本上保持穩定在21%左右。從4個低收入國家宏觀稅負的平均值來看，20世紀90年代初期為17.07%，中期為16.98%，末期為16.03%，宏觀稅負基本上保持在17%左右。雖然各國在稅制改革中不斷降低稅率，但是在上個世紀90年代，世界各國的總體稅負仍然不斷上升。應該說明的是，上述國家，特別是發達高收入國家的稅收收入包括社會保障稅收，如果剔除社會保障稅收，稅收負擔會更低一些。另外，各國的稅收指標的口徑也不會完全一致，微小的誤差也是在所難免的。

　　2004年的統計顯示，宏觀稅負開始出現轉折。2004年7月1日，歐共體統計局等部門公布了題為“1995～2002稅制結構”的報告，內容包括了25個成員國各項稅收指標。報告稱，由于各國普遍的稅制改革，尤其是降低個人所得稅和社會保障稅的稅率，歐盟總體稅負下降。25個成員國稅收占GDP的平均比重，從2001年的41.5%降至2002年的40.4%.事實上，自從新世紀開始，這種轉變已經開始顯現。最新報道指出，OECD國家的稅負經過近30年增長后于2000年達到巔峰，為37.2%，之后多數成員國稅負呈下降趨勢，到2002~2003財年平均降至36.3%.如果不含社會保障稅，根據對2003年24個主要國家的統計，宏觀稅負約為24.57%.通過宏觀稅負的國際比較，對于中國的宏觀稅負水平應有一個客觀、科學的認識，避免偏頗。既不能經過簡單的數字比較，就認為中國的宏觀稅負水平比較低，也不能盲目地聽信個別行業或企業的宣傳，就認為中國的宏觀稅負水平比較高。考慮到國際上許多國家政府收費較少，中國的宏觀稅負具有中國特色，研究中國的宏觀稅負水平，不能不考慮中國的各級政府的各種收費問題。據報道，2004年全國政府非稅收入約為10523億元，相當于同期財政收入的39.8%.如果按此數字計算，2004年中國的宏觀政府收入水平至少可達GDP的21.7%.稅費合計，即使不包括社會保障基金的收費，政府收入的水平也已經處于較高位置。應該大力削減政府收費，穩定宏觀稅負的水平。

　　按照《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一個五年規劃》的設想，“十一五”期間我國GDP年均增長7.5%，到2010年GDP將達到26.1萬億元。如果以2005年稅收收入30866億元為基數，按照1995年～2004年平均稅收增長16.8%計算，那么，到2010年稅收收入將達到67095.68億元，稅收占GDP的比重將達到25.7%，宏觀稅負達到相當高的水平。如果按照平均稅收增長10%計算，那么，到2010年稅收收入將達到49710億元，稅收占GDP的比重達到19.05%，宏觀稅負仍然達到比較高的水平。

　　因此，為了實踐科學發展觀的思想，保持經濟平穩較快發展，考慮到中國所處的經濟發展階段和收入水平，“十一五”期間應在大力清理政府收費的基礎上，按照黨中央確定的“分步實施稅制改革”的方針，實行有增有減、總體稅收增長的稅制改革，將中國的宏觀稅負水平控制在20%以下。

　　（作者：國家稅務總局稅收科學研究所副所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