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主要探求復合結構下財務監控權的重新配置問題，認為現行財務監控權配置方式不符合監督體系的系統化要求。筆者建議應進行審計委員會的制度創新，將其納入監事會的管理體系，強化監事會的監督職能，發揮復合結構的監督優勢。

　　按照《公司法》要求，上市公司依據內部權力的分立與制衡原理，在設置董事會的基礎上設立與之平行的監事會，即建立復合結構的公司治理模式。這一結構安排與公司治理所處的制度環境以及要求負載的制度功能具有一致性。然而在實際運作過程中，我國的監事會制度卻顯現出事實上的空泛化與形式化，究其原因，除了制度不完全造成的“制度缺位”以外，實施保障機制的“零規定”以及制度本身的選擇性矛盾也是監事會流于形式的重要因素。

　　一、獨立董事：制度移植過程中的角色定位

　　（一）獨立董事產生的制度背景及在美國的實踐

　　獨立董事制度的出現，源于早期董事會職能的失效，特別是20世紀60～70年代以后，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國家資本市場迅速發展，各大公眾公司的股權越來越分散，董事會逐漸被高層經理人員操縱從而形成了事實上的“內部人控制”。由于英美國家的公司治理結構為“一元制”的董事會制度，未設立專門的監督機構，所以當董事會淪為“公司圣誕樹上的裝飾品”的時候，人們開始反思現有制度安排下董事會的構成缺陷。這一時期的研究成果大多集中在如何提高董事會的獨立性方面，如Tricker（1984）認為，在董事會中引進獨立非執行董事可以增強董事會的客觀性和獨立性，于是在理論研究與現實需求的雙重推動下，獨立董事制度的設立最終完成。

　　在美國多個機構以“硬法”和“軟法”形式推進獨立董事的規范性制度建設的進程中，理論界開始考察該制度實施的實效性。從現有的經驗證據分析，獨立董事制度在美國的實踐不盡如人意，Ferris et al.（2002）發現董事會的獨立性（或獨立董事）與企業業績關系不顯著，甚至嚴重負相關（Yerrmack，1996），特別是安然事件的爆發再次引起了美國乃至全世界對公司治理結構的思考。于是人們不禁要問，為什么獨立董事對改進企業的績效不起作用？該制度本身是否存在著難以彌補的缺陷？

　　（二）獨立董事制度移植過程中的回應與變革

　　在上述問題尚未得到根本解決、獨立董事的實效性有待進一步驗證的情況下，我國開始大規模引進獨立董事制度。然而按照筆者的理解，缺少創新的借鑒應該屬于技術層面上的程序移植，由于每一種制度的緣起都有其特定的歷史背景和現實需要，所以對于移植國家的制度實效性而言，只有在既定的環境下給于恰當的回應與變革才能使“外來模式適應自己的需要、習慣和能力”。

　　因此，對于獨立董事的職能設計應該與公司治理的主要矛盾相適應。在獨立董事制度的起源國家，上市公司的主要問題反映在股權分散前提下的“內部人控制”方面，公司內部監督機關的監督對象是作為代理人的執行董事和經理人從事損害股東利益的行為，所以獨立董事的職能目標應該定位在提高董事會獨立性、公正性的基礎上，監控管理行為，保證股東的利益不受侵犯。相比較而言，我國上市公司股權過度集中的特點決定了公司治理的主要矛盾是大股東利用控制權控制公司權力機關，從事損害公司和廣大中小股東利益的濫權行為。治理矛盾的差異決定了這項移植而來的制度必須經過重大調整才能與本土的公司治理環境相融合。事實上，我國引進獨立董事制度后，在職能安排上確實做了相當大的改動，具體表現在我國將獨立董事的職能定位在“抗衡和監督大股東以保護中小股東利益不受侵犯”。但筆者認為這樣的定位是不準確的。謝德仁（2005）指出，獨立董事的性質是“經理人”，獨立董事本身首先是代理問題的一部分，缺乏足夠的激勵與約束無法保證獨立董事以超然獨立的姿態保護中小股東利益。況且，獨立董事的聘用機制存在缺陷，中小股東作為虛擬的委托人更不應該把獨立董事看作自己的化身，想當然地等待獨立董事來維護自己的利益。因此，從這個角度來講，獨立董事“監督者”的理想定位與現實情況是有差距的。

　　探討獨立董事的制度功能，不可回避地涉及到公司治理的導向問題。目前比較主流的看法是公司治理應以利益相關者利益最大化為目標，這種說法能夠使公司積極應付日益增加的來自社會各個方面的壓力。但是多個目標的最大化在事實上是無法操作的，特別是我國上市公司的控股股東大多是靠對董事會的絕對控制來影響、決定公司決策并保護自己利益的，在這種情況下，要求自利的“經濟人”以利益相關者的共同利益作為治理目標同樣不切實際。鑒于此，以“股東利益為主導，兼顧各相關利益主體利益”的模式具有比較優勢，是現實條件下的可行之選，因為這既是既定條件下公司治理目標的過渡性選擇，同時又為紓解治理矛盾提供了總體性的指導意見。正是基于這樣的考慮，在解釋獨立董事參與企業戰略管理活動應該站在何種立場這一問題時，筆者認為獨立董事代表和維護的應該是包括中小股東在內的全體股東利益，換言之，人們只能說獨立董事代表的是公司的利益，公司的主要任務是為其所有者創造剩余價值，而不僅僅是為某一利益集團服務。因此將獨立董事的職能表述為“抗衡和監督”必將造成“董事會的分裂，不利于董事會工作的開展和效率的提高”。

　　（三）獨立董事職能的重新表述

　　按照人們的理解，于一種制度而言，決定移植成敗的是對于制度起源國和移植國環境差異的清醒認識，是對移植目的的整體性把握以及對總體目標的階段性分解。就我國實際情況而言，公司治理的主要矛盾決定了獨立董事的制度功能，所以將獨立董事的職能首先表述為“協調股東利益關系，緩解股東矛盾沖突”，對企業決策層失當的決策行為予以糾正，是符合治理導向的階段性選擇的。

　　二、監事會：制度建設過程中的自我完善

　　（一）我國監事會制度的運行現狀

　　從1994年7月1日起，我國股份有限公司已按照《公司法》的要求設立了與董事會平行的監事會，作為公司內部專職監督機構負責公司內部事務的監督。雖然該制度取得了公司立法上的明確確認，但是，在實際運作中遠未產生相應的功效。有學者指出，在中國現有的組織結構中，監事會是最尷尬的，在更多場合下，監事會僅是一個擺設而已。對此有調查數據顯示，對于公司的內部約束力量，認為來自監事會的僅占3.4%，遠低于董事會的29.2%和管理層的自我約束25.8%。由此可見，監事會在實踐中形同虛設，監事會制度已整體失效。

　　（二）監事會制度失效的原因分析

　　分析一項制度失效的原因，應從該制度最初的設計入手。事實上，監事會制度也是法律移植的結果，對她的設計基本上沿襲了大陸法系的監事會模式，結構上參照德國的股東和職工共同參與模式，而職能定位上則接近于日本的監事會模式主要以“監督者”的角色出現。然而這種形式上的移植導致了監事會職權事實上的空泛化與形式化。具體而言，我國《公司法》要求監事會必須由股東代表與適當比例的公司職工代表組成，這一規定照搬德國經驗，體現出共同參與的治理理念，但卻忽視了歷史文化的影響。德國從魏瑪共和國的民主制度開始，社會民主主義風潮長興不衰，職工參與決策已經成為長期存在的客觀事實，因此職工代表進入監事會具有現實可行性。我國過去長期處于高度集權的封建專制制度統治之下，傳統觀念的影響使工人參與決策在短期內還只是美好的愿望，因此形式上的規定對于監事會職能的發揮毫無意義，職工不過是監事會這個漂亮“花瓶”上的“色彩點綴”。其次，從對監事會的職能描述來看，日本監事的業務監察只限于公司業務的合法性而不涉及妥當性，同時日本公司還明確了監事會、會計監察人員和特殊監察人的職責權限，這種清晰的職能定位有助于提高機構的運作效率。相比之下，我國《公司法》賦予監事會的監督任務寬泛不具體，既有對公司財務以及董事、經理業務行為的合法性監督，又有對決策程序的妥當性審查。因此，籠統的權力規定超越監事會所能負載的制度功能是該制度流于形式的原因之一。

　　從制度與發展的關系角度，我國監事會所以失敗，很大程度上歸結為監督機制的不完善，但按照筆者的理解，“制度虛設”對制度自身存在的規定性與選擇性矛盾具有更深層次的解釋效力。這是因為從邏輯上分析，作為財務監督權的行使主體，及時、全面、真實地掌握信息是監事會有效參與決策的前提，然而我國企業機構設置方面的缺陷從路徑上限制了監事會職能的發揮。

　　首先，審計部是企業其他治理主體極具價值的信息來源，通過對公司日常經營的監督和評價掌握全面的信息資料，但是作為企業管理的職能部門，直接接受經理層領導，因此基于自身利益考慮，內部審計人員很難獨立、客觀地確保組織受托財產責任的有效履行。

　　其次，我國將審計委員會納入董事會管理體系，打造出“審計委員會+監事會”的分散監督模式是對英美國家公司治理模式的簡單套用。按照前面的分析，我國董事會的“獨立性”問題無法簡單地通過引進獨立董事來解決，若干年的實踐經驗證明，獨立董事并非解決公司治理問題的“救命稻草”，尤其是當獨立董事參與企業剩余控制權安排以后，單純強調獨立董事的“獨立人”身份是對復雜問題的簡單曲解，獨立董事性質的轉變在某種程度上決定其同內部董事一樣，成為代理問題的一部分，因此由納入新的代理關系的獨立董事擔任審計委員會的主要構成人員不符合權力的分立與制衡原理。另外，公司監督體系構建方面的缺陷進一步影響了系統的運作效率，“審計委員會+監事會”的功能實現路徑分散粗疏，一方面架空了監事會，缺少必要的信息來源導致監事會監督職能整體失效；另一方面又加劇了責任的互相推諉，形式上的多頭監督表現為事實上的無人負責。基于這樣的考慮，筆者建議將審計委員會納入監事會管理體系，在完善監事會監督職能的同時構建系統化的監督體系。

　　最后，監事會運行效率低下還要歸因于激勵約束機制不健全，特別是法律僅規定監事會代表以股東為中心的財務信息使用者監督保證企業財務信息的真實性，卻沒有給出監事會發生瀆職行為后的處理意見。在這種情況下機會主義者由于缺少足夠的壓力很難做到僅從道德的角度規制自己的行為。因此，合理界定職責權限，完善配套體系建設以及建立責任追究制度成為監事會發揮作用的關鍵。

　　（三）監事會制度的自我完善

　　公司內部監督機制的完善是提高公司治理質量的關鍵，我國公司內部監督不力的根源在于沒有嚴格依照科學的監控理念設計有機的監控體系。所以強化內部監督首先需要明確公司治理層面上的財務監控是一個以企業內部控制和內部審計為基礎，以外部審計為依托的在制度設計上環環相扣，在功能定位上互為補充的有機整體。在此基礎上，進一步建立一個以關系定位為前提、以信息溝通為保障、以系統運行為目標的一體化的監控體系成為監控權配置的總體性要求。按照這樣的思路，首先需要完成監事會配套體系建設，改變我國上市公司監督機構（監事會、審計委員會、審計部）各事其主、各司其職的混亂局面，將審計委員會納入監事會的管理體系，暢通信息溝通渠道，提高系統運作效率，避免責任相互推諉；其次，加強監事會制度的自我完善，合理劃分職責權限，將監督范圍局限在財務監督以及決策者決策行為的合法性方面。與此同時，建立責任追究機制，加強對監事會的約束，另外在人員配備上，建議設立獨立監事負責日常事務的外部監督，徹底改變監事會形同虛設的局面。

　　三、審計委員會：制度創新過程中的功能實現

　　按照前面的分析，科學的監控體系有必要設立一個專門的會計監督機構，對內享有內部控制的知情權同時監督企業決策者會計行為的合法性；對外負責注會事務，確保注冊會計師對經理人員的獨立性。正是基于這樣的考慮，我國證監會發布的《上市公司治理準則》明確規定了審計委員會在內部控制、內部審計以及公司財務報告方面的職責并對審計委員會的人員構成做出了具體要求。然而由于關系梳理不到位（66.7%的被調查公司未就監事會、審計委員會、審計部三者關系做出明確規定）以及溝通層面缺損（71.4%的公司自治規章沒有對審計委員會與注冊會計師溝通做出規定）導致52.6%的被調查公司認為審計委員會功能發揮不足。

　　為解決職能交叉以及監督機構關系混亂的問題，謝德仁（2006）認為由獨立董事組成的審計委員會無法實現理論上的設立目的，因此建議取消監事會，由審計委員會全面負責公司財務監督。該做法的優勢集中體現在明確的監督責任有利于審計委員會開展工作，提高效率；不足之處在于忽略了對公司其他重要事務的監管。事實上，監事會作為專職監督機構確有存在的必要，審計委員會應當視作監事會下屬委員會專門負責財務監督，為監事會的宏觀監控提供必要的信息支撐。與此同時考慮到內部審計的性質、范圍和時間直接影響到外部審計的審計質量。為滿足審計委員會與注冊會計師溝通過程中權力與責任的對等性要求，內部審計有必要在向經理層負責的同時也向審計委員會負責，亦即從事務性內容上區分，經理人員擁有會計事務控制權，審計委員會享有監督權。這種“服務于二主”的處理方法有利于內部審計人員公平、公正地履行審計職能，與國際上對內部審計責任歸屬問題的主流看法相一致。

　　四、小結

　　從理論上分析，復合結構的公司治理模式有助于內部權力的分力與制衡，因此我國公司內部監督不力不在于制度本身的缺陷，而應歸結于制度移植過程中缺乏創新的形式模仿造成的事實上的權力空泛化。筆者在分析公司治理主要矛盾以及治理導向的基礎上，認為“關系協調者”的角色定位更利于獨立董事職能的發揮，另由參與公司剩余控制權安排的獨立董事組成審計委員會負責會計事務監督不符合權力的分力與制衡原理，“監事會+審計委員會”的分散監督模式與監督體系的系統化要求同樣存在差距，因此建議在加強監事會制度建設的同時將審計委員會納入監事會的管理體系，進一步梳理監事會、審計委員會、審計部三者關系，避免監督機構散亂粗疏造成的責任推諉，從而從邏輯一致的角度構建科學的財務監控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