銀行國際結算業務中的議付與押匯，有著相輔相成的關系。在信用證業務中，出口商嚴格按照信用證條款及《跟單信用證統一慣例（UCP500）》的有關規定繕制出口單據，并在貨物裝船后，將制作完成的全套單據在信用證規定的交單期內送交銀行辦理議付（Negotiation）。
所謂議付，其實就是出口地銀行“買進”信用證項下的匯票及所附單據，并將票款“付給”受益人（出口商）的過程。如匯票遭到拒付，議付行有權向受益人追索票款。當然，議付行可以是開證行指定銀行，也可以由出口商自定。 不言而喻，議付就是出口銀行在審核單據無誤后，扣除本身的手續費及轉讓匯票之日起到開證行（進口銀行）付款之日前這段時間的利息，并將其余貨款付給出口商的一種行為。《UCP500》對議付這一概念有明確界定：“議付，意指被授權議付的銀行對匯票及單據作出對價，僅審核單據而未付出對價并不構成議付。”由此可見，國際慣例規定得相當明確，即只審核單據而不付出對價，并不構成所謂議付。
但是，實務中，二十余年來我國內地銀行在議付的操作上，實行的是所謂“收妥結匯”辦法。其全過程是：出口銀行收到出口商送來信用證項下全套單據后，進行全面審核，要求做到“單證一致，單單一致”；然后，將審核后的單據寄往國外開證行或付款行索取貨款；等到國外發出付款通知，議付行收到貨款后，一般按收匯當日的外匯牌價，折成等值人民幣付給出口商，這就是人們所說的“收妥結匯”。可以說，銀行在信用證項下的外貿結匯上，所承擔的風險相當有限。 簡言之，這種收妥結匯辦法，并非實質的議付。 顯而易見，議付行的上述做法與國際慣例相差甚遠。這樣的外貿結匯政策，我國已經實行了二十多年，國內出口企業從未提出過異議：議付行并沒有構成國際上通常意義的議付行為，即未付出對價，而銀行卻心安理得地收取了所謂議付費。
現在，越來越多的出口商為了加快資金周轉，或者說為了維護自身的正當權益，要求議付銀行按國際上真正意義的議付行為辦理，即議付行審單后，在單證一致的前提下付出對價。而內地銀行對于這種要求的回答是：“是呀，你可以敘做押匯，押匯就是議付。” 但是，對于出口商的“敘做押匯”，銀行則另有規定：通常是要考慮開證行和受益人的資信。如信譽不佳，敘做押匯的可能性也就不大；又如，對于有限制議付條款的信用證、或進口國的政經局勢不穩定、或對方外匯緊缺、或收匯路線迂回曲折等情況，通常議付銀行不會考慮給予敘做押匯。且信譽不佳這句話，在具體操作的界定上有很大程度的伸縮性和隨意性。坦言之，所謂敘做押匯的規定與國際上通常意義信用證項下的議付概念有著相當程度的差別。況且，我國出口押匯的利率與國內人民幣貸款利率不同（人民幣貸款采用固定利率），采用“浮動匯率”，即參照倫敦拆放利率（LIBOR）再加適當幅度而制定的匯率（通常以LIBOR月率再加0.5％～1％計算）。
坦率地說，信用證項下的議付是一種“有追索權”的付款，也就是通常所說的墊付貨款。其實，議付行的權益已經得到了保證，因為，假如議付行進行了真正意義上的議付，在審單、寄單后仍遭遇開證行的拒付，議付行還是有權向受益人（即出口商）行使追索權的。就是說，議付的風險性一定程度上已經得到控制，不必“床上疊床”，再擅自加列所謂收妥結匯的辦法，重復控制風險。 所謂收妥結匯，說白了其實就是信用證項下的托收結匯辦法，并非嚴格意義上的議付。 各國銀行開出的信用證均在條款上規定：“此信用證適用于《國際商會500號出版物》”。我們有必要依據國際商會制定的游戲規則進行議付，在單證一致，單單一致的條件下，對受益人付出對價。只有在單證不符的條件下，寄單行才能實行所謂收妥結匯辦法。
（作者供職于中國銀行浙江省分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