舉報人聲勢漸長

2012 年，一家位于美國紐約州的公司Ward Diesel Filter Systems 同意支付美國政府62.8 萬美元，作為對其提交虛假定價信息的賠償。曝光此事的舉報人Ted Siska 獲得了這筆賠償款中的94,200 美元作為回報。

一年以前，Michael Woodford 因為質疑17億美元“無法說明”的付款而被日本奧林巴斯撤免了其首席執行官的職位。Woodford 至終因這次撤免獲得了1,600 萬美元的賠償。

在世界各地，敢于舉報的員工越來越多— 但是他們的待遇卻大不相同。格林威治大學開展的一項對1,000 個舉報事件的研究發現，英國有15% 的舉報人都遭到解雇。與之相反，美國《虛假申報法》（False Claims Act）中的“公私共分罰款”（qui tam）條款規定，如果檢舉成功，個人可以獲得追回利益的一部分，這意味著舉報人可能會獲得獎勵，而且有時候獎勵數額還相當巨大。

前瑞銀集團銀行家Bradley Birkenfeld 向美國檢方提供了該行加大逃稅力度的相關信息，隨后政府從33,000 個逃稅者那里追回了50億美元的稅款，Bradley 因此在2012 年獲得了1.04 億美元的回報。

立法不斷強化

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和聯合國反腐敗公約都鼓勵各國制定相關法律，實施嚴格舉報立法的國家和地區的數量也在穩步增長。

美國已經在幾項法規中對舉報行為進行了規定，并建立了全國舉報人員中心（National Whistleblowers Center）這一支持機構。英國的1998 年《公共利益披露法》（PIDA）為舉報者提供保護，使其免受來自雇主的壓力；該法案正在進行修訂，以涵蓋保護舉報者免受同事迫害的相關條款。

在羅馬尼亞，舉報人有權在進行指控時要求一家媒體在場；而在韓國，法律的重點在于從根本上消除腐敗。挪威保護對雇主提出任何形式批評的員工，即使他們抱怨的是合法的事情；南非則出臺了一部英國PIDA 的緩和版法律。總體而言，約有50 個國家和地區都出臺了某種形式的舉報者保護方案 — 其中有些將其作為反腐敗、就業或信息自由法的一部分。

但即使有法律提供保護，決定舉報與否從來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如果一位會計師遇到了有問題的資料，他會陷入一個兩難的境地，因為他需要在其自身的專業義務和對其雇主的義務之間進行權衡。”ACCA 專業事務主管戴維斯（John Davies）表示。

“任何負責任的公司都應該制定一個程序，以便在舉報和解決任何這類問題時，不至迫使人們向第三方披露敏感信息。”他補充道。然而格林威治大學研究發現，83% 的員工都需要至少舉報兩次才能引起高層管理者的重視。

Woodford 表示，任何舉報人都需要面臨這樣一個問題，即任何組織都傾向于自我保護。“東窗事發時很少有人會站在你這邊；他們會與你保持距離。你是不會受歡迎的，而且你案子的是非對錯可能顯得并不相干。”

保護舉報人至關重要

正因為如此，墨爾本大學的世界網絡舉報調查研究組首席研究員Suelette Dreyfus 相信，為舉報者提供保護無論在組織內部還是法律上都至關重要。“如果人們看到舉報者下場慘淡，下次再出現嚴重違法行為時就不會有人愿意站出來。”她表示。

Dreyfus 認為，股東應該向公司施壓，要求公司制定內部程序。她補充道。“具備強大且執行到位的保護措施，通常是符合股東的利益的。” 愛爾蘭公司執法主任辦公室（Ireland’s Office of the Director of Corporate Enforcement）專業會計師Dermot Madden 表示，員工應該相信他們的事業不會因此遭難。但是有效舉報的“障礙”是控制流程出現漏洞的直線經理的反應。“這通常是舉報人未得到獎勵反而遭到解雇或調任到自己不得不選擇離開的崗位的原因。”他表示：“因此，法律必須對舉報人提供保護，而且在他們感覺自己除了離開之外別無選擇時，應該為他們提供適當的賠償。”

國際會計師職業道德準則理事會（IESBA）與國際會計師聯合會（IFAC）正在合作考慮提出一些提案，大幅增加對會計師在某些明確定義的情況下進行舉報的要求。這些提案已經引發了一些爭議。

戴維斯表示，專業會計師需要更清楚地了解自己的立場所在。“目前，他們可以考慮進行舉報，但是決定權完全在于其個人。”他表示：“這可能是一個進退兩難的境地。我希望IESBA修訂的職業道德守則推出后，可以為會計師在不同情況下是否進行舉報提供一個更為堅實的基礎。”

Peter Bartram，記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