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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改增”領航財稅改革
2016年，我國以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有效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財稅改革迎難而上、砥礪前行。試點多年的營改增落地生根、發葉開花，由此帶來的減稅效應、溢出效應、長期效應“三箭齊發”。全面推開營改增意義重大，相當于財稅領域的“農村聯產承包責任制”。今年全國兩會的政府工作報告明確提出，繼續推進財稅體制改革，落實和完善全面推開營改增試點政策。
助推企業減負增效
全面推開營改增，不能導致地方收入大幅減少，不能加劇中央地方財政失衡。只有在保持地方財力總體不變的情況下，相關改革才能順理成章、水到渠成。
近期，關于我國實體經濟特別是制造業稅費重、成本高的討論引發輿論廣泛關注。應該說，包括調高小微企業增值稅起征點、實施固定資產折舊稅前加計扣除和研發費用稅前加計扣除、推進營改增全覆蓋等政策措施，總體上呈現出明確的減稅效應，比如以前購進固定資產、不動產不能抵扣，制造業購買技術、設計、咨詢等服務不能抵扣，人員住宿會議不能抵扣……現在都可以抵扣進項稅了，實際上相當于給制造業提供了一種稅收優惠。
營改增成為改造提升傳統動能、培育壯大新動能的“觸媒”。營改增后，建筑業積極探索裝配式、工廠化模式，房地產業剝離施工、園林、物業等實行專業化、產業化發展，金融行業向資產管理、金融產品等現代金融服務延伸，餐飲業等服務業專業外包迅速發展、創新意愿強烈。
營改增成為撬動財稅改革的典型杠桿。全面推進營改增優化了稅制結構，促進了專業化分工，培育壯大了新動能，包括經濟發展與合作組織（OECD）在內的眾多國際組織都給予充分肯定與專業認可，認為營改增展示了中國財稅部門高效的執行力，不僅直接降低了企業稅收負擔，而且助推了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和企業轉型升級，激勵了了大眾創業、萬眾創新，對經濟穩增長和市場增活力起到了重要促進作用。
理順央地財政關系
營改增后的央地財政關系更精準。財稅改革的目標是：圍繞解決中央地方事權和支出責任劃分、完善地方稅體系、增加地方發展能力、減輕企業負擔等關鍵性問題，深化財稅體制改革，建立健全現代財稅制度。2016年8月份，國務院發布《關于推進中央與地方財政事權和支出責任劃分改革的指導意見》，這是國務院第一次比較系統提出從財政事權和支出責任劃分即政府公共權力縱向配置角度推進財稅體制改革的重要文件。
改革將適度加強中央的財政事權，保障地方履行財政事權，減少并規范中央與地方共同的財政事權，提出了分領域推進的工作安排。2016年，結合營改增試點情況，中央和地方增值稅收入劃分作了調整完善。從2016年5月1日起，所有行業企業繳納的增值稅均納入中央和地方共享范圍，中央和地方各分享50%。過渡方案確保地方既有財力不變，中央集中的收入增量通過均衡性轉移支付分配給地方，主要用于加大對中西部地區的支持力度。
改革永遠在路上
營改增只是邁出了稅制改革第一步。減稅降費同樣是積極的財政政策，要落準、落深、落細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關于“振興實體經濟”的重要方略，以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落實“三去一降一補”重點任務，在減稅、降費、降低要素成本上“立竿見影”，重塑中國制造業國際競爭力，推進“有溫度、可感知”的財稅改革，緩解實體經濟特別是制造業的“痛點”。進一步推進“放管服”改革，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下大力氣清理整頓“權力中介”，通過國務院督查、政府專項審計等手段遏制名目繁多的收費，嚴厲追究亂收費部門的主體責任，向各種名目的收費開刀。
2017年，個人所得稅改革可能成為營改增后的稅改突破口。逐步建立“基本扣除+專項扣除”機制，研究決定專項扣除可能的方向。根據綜合配套條件和征管機制的完善程度，適當增加專項附加扣除項目，以此降低中低收入群體稅負，使廣大人民群眾有更多獲得感。
盡快修改完善稅收征管法。健全針對自然人的稅收管理法律制度，特別是明確稅務機關、自然人的相關權利義務及法律責任，為加強個人所得稅征管提供法律保障。繼續強化協稅護稅機制。建立涉稅信息傳遞機制，拓寬居民收入信息的來源渠道。逐步推進由企業代扣代繳過渡到個人申報制。建立健全社會信用評價體系，將個人納稅信息納入到個人信用評價體系之中，促進居民的納稅遵從。 （作者為全國政協委員、注冊會計師 張連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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