會計標準國際化的益處是顯而易見的，然而，在會計標準國際化的過程中，可能會引發大量的制度變遷成本。

　　一、會計標準國際化的制度變遷成本

　　會計標準國際化的益處是顯而易見的，然而會計標準國際化也會引發大量的成本，這種成本主要是由于在會計標準國際化的過程中，一個國家為了協調本國會計標準與國際會計標準之間的差異而發生的各種制度變遷成本。
　　
　　任何一項制度變遷的都是有成本的，制度變遷的成本主要有直接成本和間接成本兩類。直接成本是指變遷主體為發起變遷所耗費的各種支出和時間。例如，任何一項新會計準則的制定和頒布都要經過大量專家、學者進行討論、起草和制定，還要經過后期的多次修訂；任何一項新準則的推行都要對會計人員進行大量的培訓，對于我國這樣一個擁有1，200多萬會計人員的國家來說，這種費用無疑是十分巨大的。此外，如果會計人員素質不高，知識存量的限制會大大增加這種變遷成本；對于某個具體的企業、特別是上市公司來說，會計準則的變化是有“經濟后果”的?！敖洕蠊?Stephen Zeff)是指企業會計報告對企業、政府、投資者、債權人、工會等決策制定行為的影響，而受影響的決策行為反過來又會影響其他相關者的利益。因而，準則的變遷有可能會受到利益相關者的抵制而增大其變遷的成本。制度變遷還可能引發各種間接成本。
　　
　　可以看出，如果某種制度變遷的幅度越大，那么相應的變遷成本就越高，因此，對于一些本國會計標準與國際會計標準差別較大的國家來說，會計標準的國際化的成本會很大。各國政府在進行本國的會計改革時，特別是向國際會計準則靠攏的過程中，為了盡可能地降低制度變遷成本，一個非常有效的措施便是對國際會計標準的制定施加影響，從而縮小制度變遷的幅度。在這方面，一向奉行。

　　二、美國對國際會計準則態度的轉變——利益的驅動

　　多年以來，美國財務會計準則委員會一直致力于制定自己獨立的會計標準，一直認為美國的會計標準是世界上最好的會計標準，不認可國際會計準則的地位，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也持相同觀點，他要求所有外國公司如果要到美國證券市場上上市融資，就必須按照美國的會計標準編制財務報表，而不是按照國際會計準則編制財務報告。因此，可以這么說，在相當長的時期內，美國與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一直處于“對立”局面，美國對國際會計準則的態度是消極的。
　　
　　美國之所以一開始持這種“消極”態度，主要是因為在20世紀70年代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成立之初，冷戰尚未結束，美國忙于國內經濟特別是高通脹所帶來的壓力，在當時，經濟全球化仍然只是一個遙遠的藍圖，國際會計準則能否制定成功，制定后能否被各國所采納，尚是變數。此時，關注和參與國際會計準則的制定，對美國來說沒有什么“利益預期”可言。因此，長期以來，美國對國際會計準則一直是一種消極的甚至反對的態度。
　　
　　但是，到了20世紀90年代，美國的態度卻發生了變化，這是因為此時資本市場的國際化已成為現實，經濟全球化的趨勢已不可逆轉，特別計算機通訊技術的發展，使得經濟一體化的步驟日趨加快。世界上其他國家的公司在按照美國會計標準編制財務報告、以爭取在美國證券市場上融資時，由于美國會計標準的復雜性，需要做大量的報表調整工作，從而增加了這些公司的籌資成本。這一做法的深層影響是它可能會削弱美國資本市場的吸引力的競爭優勢，導致許多公司畏懼其“門檻高”，而轉向歐洲證券市場或者日本、新加坡、香港等證券市場，從而損及美國利益。為了維護自身的利益，美國固守其會計標準的態度開始轉變，逐步開始接受國際會計準則。
　　
　　但是，這種接受不是無條件的，為了能在會計標準國際化的過程中取得主動權，并保護自身的最大利益，美國“充分”利用自己強大的經濟實力和科技領先地位，采取種種措施以保證國際會計準則能否符合美國企業的利益。

　　三、美國對國際會計準則制定權的“爭奪”

　　1、以研究為防線——提出“高質量會計準則”
　　
　　美國既然承認經濟的全球化、一體化，那么接受旨在面向全球經濟發展的國際會計準則，也就順理成章，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SEC)和財務會計準則委員(FASB)為了保護自身的利益不受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擴張的“侵害”，發起了一場關于“高質量會計準則”的討論。
　　
　　最早提出關于高質量會計準則的是SEC，作為證券委員會國際組織的重要組成部分的SEC，擔心在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與證券委員會國際組織達成制定“核心準則”的協議后，一旦核心準則得到證券委員會國際組織的批準，SEC就沒有充足的“理由”來限定“核心準則”在美國的應用，特別是哪些在美國上市的外國公司和去歐洲及其它地區上市的美國公司對國際會計準則的應用，從而對SEC在會計準則制定方面的權威性產生巨大的“沖擊”。因此，SEC總是反復強調：“核心準則”能否在美國應用，取決于這些準則的質量。即使證券委員會國際組織在1994年度報告中已明確指出，對“核心準則”的評價應等到所有準則完成之后才進行，而SEC仍然堅持，證券委員國際組織的認可和批準不等于SEC的認可。此后，SEC、FASB以及財政部等相關部門的官員在多個場合都提到美國所要求的會計準則必須是“高質量”的。以此為借口，SEC可以以國際會計準則質量不夠高為理由，將其拒之于美國資本市場的大門之外。(結果也證明，這一措施是十分“有效”的，1998年年底，當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完成了全部“核心準則”的制定后，卻沒有得到證券委員會國際組織的及時、按期批準。)
　　
　　2、由“防守”到“主動出擊”—占據國際會計準則制定的主導地位
　　
　　美國在接受國際會計準則的過程中“步步為營”，一方面尋找種種借口以阻撓國際會計準則在美國的實行，另一方面，通過各種途徑加大對國際會計準則制定的影響，使國際會計準則的內容更多地體現美國等發達國家會計標準的精神，從而使得美英等國家在會計標準國際化的過程中盡可能地多受益。
　　
　　1998年12月，國際會計準則委員為改革其內部結構，增強其在國際上的影響，特別是為了更好地推廣國際會計準則，發布了“重塑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這一公告，并廣泛征求意見，目的是重組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平衡各個國家的利益，從而使任何一個國家的力量都不是十分突出。然而，由于這份報告沒有突顯美國的影響，美國財務會計基金會和財務會計準則委員會提交了一份長達35頁的評價意見，還另起爐灶，重新發布了一份與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戰略工作組性質類似的報告：“國際會計準則制定：未來展望”。在報告正文的第三段，以非常強硬的語氣提出：美國必須要在國際會計準則制定中發揮領導作用：
　　
　?、?財務會計準則委員會在會計準則制定領域應保持國際性領導地；
　　
　　②.財務會計準則委員會應盡可能參與國際認可準則的制定，以確保這些準則具有最高質量；
　　
　?、?沒有美國的認可和參與，國際認可準則和全球性準則制定過程要得到世界范圍的認可，是不可能的。作為最大的資本市場，美國是推動國際認可準則的主要市場。美國的支持對任何國際準則的合法性都是不可或缺的，美國也可以為確保這些準則的高質量而貢獻甚多。
　　
　　財務會計準則委員會還原則性地提出高質量會計準則和會計準則制定機構的特征，同時也強調，國際認可準則的制定，需要大量資源(經費)，沒有美國的支持將十分困難。
　　
　　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的重組計劃最后于1999年11月獲得通過，在美國的主導下，新的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的改組方案“充分”體現了美國的利益，在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改組之前的16個理事中，尚有4個理事代表發展中國家，但是改組后的國際會計準委員會14個席位中只有南非一個發展中國家，大部分席位為美英等發達國家所占有，發展中國家聲音微弱。即使是為了廣泛聽取世界各國對國際會計準則制定的意見和建議而成立的國際會計準則咨詢委員會，在其總共49個席位中，美國就占據了10席。所以，可以預料，國際會計準則將更多地體現美英等國家會計標準的特點和內容，向國際會計準則靠攏與向美英等國家會計標準靠攏在本質上將不會有多大區別。

　　四、我國對會計標準國際化的考慮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在會計標準國際化的進程中，如果全球各國尤其是發展中國家的會計標準一味地向國際會計標準或者英美等國家的會計標準靠攏，會計標準國際化的改革成本實際上便由這些國家承擔了，因為廣大發展中國家需要耗費大量的成本去實現本國會計標準與國際會計準則之間的協調。而英美等國家則很少發生成本，因為其本國的會計標準與國際會計準則之間調整的差異將很小。
　　
　　可見，會計標準國際化不僅僅是一個技術性問題，其背后的實質是各國的利益之爭，國際會計準則就像一個“利益游碼”，每一個國家都想把這個“游碼”往自己國家的會計標準上拉，從而減少自己國家會計制度變遷的成本。新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改組的結果實際上就是各國利益之爭的結果，廣大發展中國家包括我國在內面臨比較被動的局面。
　　
　　因此，在我國會計準則的建設過程中，我們既要看到會計標準國際化的趨勢和益處，又要保持清醒的認識和冷靜的頭腦。如果不切實際的、一味的向某個國家的會計標準靠攏，或者不顧條件的向國際會計標準靠攏，可能會犧牲我們國家的利益。我國尚處在轉軌經濟的特殊背景下，成熟的市場經濟環境和完善的監管機制尚未建立起來，如果我們操之過急，片面追求我國會計標準的英美化或國際化，盡管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降低我國企業對外融資的成本或者對外貿易的成本，但是可能會出現與我國轉軌經濟環境不相適應的情況，導致會計信息出現混亂或者失控，由此所產生的改革成本和風險將是巨大的，對此我們需要有充分的認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