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國有企業“市場導向與行政監督相結合”治理模式評析

　　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離，是現代企業制度的重要特征。這里所指的所有權包括資本所有權和企業所有權。前者指經濟主體對投入資本的初始所有權，包括股權、債權和人力資本所有權，以股權結構為制度體現，具體表現為對投入資本的剩余控制權（投票權）和剩余索取權（收益權）；后者指企業權利主體對投入資本的運營決策權，具體表現為決策控制（董事層）和決策經營（經營層）[1]，以公司的治理結構為制度體現，不僅受股權結構的制約，還要受到宏觀環境的影響。在此意義上，有研究者認為，公司治理結構（corporate governance）是企業為維護所有者權益而實施的，關于規范所有者（股東）、生產者（員工）、經營者（經理人）、支配者（董事會）等各相關利益主體（法人、信貸者、供應商）間的權、責、利相互制衡關系的制度安排，應從公司委托代理結構、股東治理結構和經營者治理結構等方面審視評估[2].各國的經濟、政治、市場、法律、文化、資源不同，公司治理模式也千差萬別。只要公司治理結構內部相容，并與外部環境相匹配，就能實現財富增長。

　　公司治理結構應適應環境而動態調整、變化，公司治理結構的設計應遵循責、權、利相統一的原則[3].確定公司治理模式，就是要明確公司經營目標、經營方向和經營模式。在“兜售公司制”的改革背景下，我國國有企業公司治理結構一直采用“市場導向與行政監督相結合”的模式，其實質是基于傳統的“管理型”公司治理模式：高層經理負責領導和決策，董事會負責聘用、監督經理層的工作。由于缺乏高層經理與管理層在決策上的合作機制，公司治理結構普遍存在國有產權“一股獨大”、“產權不明晰”、“所有者缺位”、“內部人控制”等問題：（1）從經營者治理結構看，所有者與經營者之間的責權利關系不統一。主要表現為經濟契約不完善，或權利、利益大于責任，或缺乏合理的激勵機制，使經營者的報酬與其貢獻嚴重脫節。有時即使經濟契約內容近似完善，但由于缺乏有效的監督，經營者受外部不道德行為的影響，經營行為偏離所有者意志。加上不同部門經營者的權責不明晰，業務交叉嚴重，出現多頭指令，形成權利斗爭。這是中國許多公司都存在的問題。（2）從委托代理結構看，各代理主體之間責權利關系模糊，不僅代理成本高昂，且存在代理人欺詐、工作懈怠的事實。我國國有資產屬全民（委托人）所有，由國務院屬下的政府機構（被代理人）授權企業法人（代理人）經營。這種授權投資人制度導致資產委托人和代理人之間缺乏直接的利益關系，代理人約束軟化，政府系統非企業化的運作模式最終導致行政性的、多層次的、多頭的國有資產管理行為，結果命令代替管理、行政罔顧市場，使國有資產流失嚴重或無效率運營。（3）從股東治理結構看存在失衡。由于國有股“一股獨大”，“母子公司體制”下的“政府-獨資公司-上市公司”結構一度被宣傳成了中國企業集團的典型模式。國有企業以控股公司名義將所持的部分國有股產權包裝上市，形式上為有限責任公司或股份公司，實質上為“自己人持股的子公司上市”，結果上市公司與控股母體“名分實合”，關聯交易盛行，無法形成正常的股東行為。控股母體剝離市場資金用于生產改造，卻將冗員、非經營資產等包袱轉嫁給上市公司，犧牲廣大股東的利益。

　　綜上可見，我國現有上市公司治理結構難以適應資本市場國際化運作的需要，也不利于資本市場的規范運作。在開放市場條件下，代理風險問題、國有資產流失嚴重問題日益突出。

　　二、跨國并購與公司治理結構

　　長期以來，我國國有企業改革一直將吸引外商直接投資作為營造“后發優勢”的重要途徑之一，其目的就是要明晰產權，從根本上解決“一股獨大”的問題，完善法人治理結構。明晰產權不僅要調整產權結構，更應重視產權的市場化。產權市場化，意即產權開放，將產權向所有愿意投資的人開放，以實現資本主體多元化。股東（出資人）作為企業的主人，必須在內部制度上與高級要素（技術要素和管理要素）的所有者達成利益上的平衡，通過產品周轉的增值和資本、產權的流動增值實現其利潤最大化目標。國有資本通過海外上市、跨國并購與國際資本融合就是重要的市場化途徑，其實質是將國有產權和國有資本作為交易對象，通過市場紐帶轉化為自然人資本或法人資本，以吸納機構投資者的理性資金投入，真正實現財富的資本化進程。

　　跨國并購是完善公司治理結構的有效途徑。近年來，跨國并購占據了跨國投資80％以上的份額，成為國際投資最重要的方式。在跨國收購或跨國合并這兩種并購形式中，以跨國收購最為常見，即外商或購買境內企業的股權、認購公司的增資或增發的股份，或購買境內企業的資產，掌握境內企業的控制權。改革開放以來，外商在華投資經歷了一個合資、合作為主導，到逐步對技術密集型企業控股的過程。中國市場規模龐大、產業門類齊全，資產存量巨大，僅國有企業的存量資產就上十萬億元，在輕工、食品、紡織、服裝、家電等行業擁有一批具備規模經濟基礎和競爭優勢的國有上市制造企業，汽車、化工、醫藥等潛力行業的企業亟待整合。日本、美國等國的跨國公司開始考慮在中國建立制造中心，并將大量資金投向高科技產業。目前，跨國公司在中國建立了100個研發中心，著力提高當地跨國公司子公司創新能力。應該說外資在華實現跨國并購的空間巨大，而根據《2003年世界投資報告》顯示，2002年我國吸收外國直接投資527億美元，累計額居全球第4位，跨國并購所占比例卻不足5％，大都采用新設投資方式。報告評出的全球15個吸引外資業績最好的國家和15個吸引外資潛力最大的國家中都沒有中國，可見中國吸收外資存在量高質弱的問題。

　　聯合國貿發會議秘書長魯文斯。里庫佩羅指出：“隨著國際環境的不斷變化，傳統的市場、自然資源和廉價勞動力因素對跨國公司的吸引力正在減弱，政策的放寬、技術進步和不斷演變的公司戰略正成為影響跨國公司的三大主要作用因素。”[4]中國目前的公司治理結構、治理觀念和外部環境難以滿足跨國并購所需的基本條件。在資產評估、組織形式、項目審批、股份轉讓上我們采用的仍是傳統的合資管理模式，“一股獨大”、“內部人控制”等問題令行政干預強于市場規則，許多上市公司股東大會、董事會形同虛設，弱化了國家為吸引外資所作的種種政策上的努力，加大了并購的操作成本，而且資本市場的運作也亟待規范，缺乏產權交易的軟環境。這些都阻礙了跨國并購在華的進一步發展。

　　三、完善公司治理結構，發展跨國并購

　　良好的公司治理是資本市場順利運行的基礎，是企業進入資本市場融資的關鍵所在。現代公司治理理論將國家政府納入上市公司治理結構的主體之一，直接影響公司治理結構的基礎運行環境和控制機制。處于經濟轉型時期的中國，要更大程度地吸引外資，必須展現出高效、可靠的公司治理結構和國家治理水平。國家要加強對上市公司的監管，逐步減持國有股，以立法者、監管者的身份加強外圍的監督，盡快形成私人投資者、機構投資者、國有股“三足鼎立”的格局，為招商引資奠定治理基礎。

　　在經歷兜售公司制的改革之后，國有企業從行政性經營主體轉變為獨立的市場主體。現階段改革的關鍵是建立公司制，形成真正具有中國特色、能與國際跨國公司相媲美的公司治理結構。調整國有上市公司治理結構的關鍵是要使法人治理結構與資本市場運作規范一致，充分體現出資人、經營者、管理者之間的權利制衡，理順國有控股股東與上市公司之間的關系。中國作為發展中國家參與跨國并購，可以向跨國公司獲取技術、管理方面的經驗，利用對方的銷售網絡逆向出口，獲取“逆向利益”。而完善公司治理結構，則可以提高技術水平、增強區位優勢，使跨國并購的互補空間增大，從而提高與跨國公司的合作檔次，獲取更大的“逆向利益”。因此中國改革應將改善國有上市公司治理結構與吸引跨國并購結合起來，在自身完善的同時又融入國際資本市場，從根本上改變目前所面臨的困境。

　　第一，完善治理環境。完善治理環境，首先要完善外部配套條件。跨國并購對法律、政策的要求很高，而我國至今缺乏明確的操作程序和法律法規的保障。當務之急是要完善《破產法》、《公司法》、《經濟法》、《外商投資企業投資法》、《投資者利益保障法》等法律法規，加大執法力度，嚴懲違法違規者，逐步健全產權交易市場、控制權市場或并購市場，實現對企業經營的間接軟約束和監督。其次要大力發展機構投資者（如基金投資者），健全資本市場。國有股權可以交由特定的外部投資機構管理，以改善股權結構，理順委托代理關系。再次應明確信息披露的透明度原則，按照國際會計準則行事，確保信息披露的真實性和準確性。對關聯交易，應按“公開、透明、規范”的原則予以規范，同時制定反壟斷法，明確限定關聯交易的范圍、定價原則、定額標準和交易量。尤其對重要、敏感的產品或服務應確定基本的定價原則，并限定關聯交易最高限額。對關聯交易的結果應由獨立董事和會計師事務所定期審核并公開披露。

　　第二，改善上市公司治理結構。上市公司治理結構涉及機構設置、代理人報酬機制等方面。在機構設置方面，可以參照日本模式，靈活設置二級（股東大會—董事會）或三級（股東大會—監事—董事會）結構。監事與董事會平行設立，由會計、法律等專業人才組成，享有對經理人員工作的檢查權、臨時股東大會的召集權、代表公司應訴權等三項權利。董事會成員可由國有資產管理部門代表、公司總裁、財務總監、員工代表和社會專家等人員組成，并限定經營班子成員比例（如規定不超過董事總數的1/3）。董事會內可以設立經營決策委員會、財務監督委員會和人力資源委員會、辦公室和戰略研究中心，負責董事會的日常事務和重大問題的決策研究工作。在改善董事會結構方面，可吸納一定比例的外部董事，以外部和獨立董事為主建立審計委員會和薪酬委員會；同時規范董事會的議事規則，按照“集體決策、個人負責”的原則落實每一個董事對股東的獨立責任強化董事的誠信與勤勉義務；建立健全問責機制。在經理人報酬機制方面，應使經理人報酬與公司收益的增長掛鉤。美國公司總裁報酬中股票或股票期權占了較大比重。中國欠缺完備的資本市場環境，但可在“年薪制”、“全員持股”、“股權獎勵”等試點基礎上，探索有利于長期激勵的薪酬制，建立以戰略目標為導向的績效評價體系，對高層領導的考核更強調結果指標，對中基層管理者的考核要關注行為過程，對實際操作的員工要強調量化指標[5].此外，還應理順董事長與總經理之間的關系。董事應為股東的利益代表者，總經理應為管理型人才。國有上市公司的董事長或CEO可以由政府機關任命，但不能與經理層高度重合，經理層可以請民間企業家甚至外國專業人士參與。正如中國社會科學院工經所研究員張承耀提到，“英國水道公司的董事由國家任命，其職責是尋找最優秀的總經理，結果在國內找到了一位最優秀的民間企業家來干。這些做法都沒有影響國有的性質”[6].

　　綜上所述，跨國并購是中國未來吸引外資和走向世界的必然趨勢。無論是現有企業，還是新創企業，都應注重產權的合法性和規則成本的付出，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從企業文化、經營理念等運作模式上與國際接軌，同時大力發展國內跨區并購，開展戰略聯合，提高企業的規模化、集團化和技術創新水平，只有這樣，當國內外資本市場融合的日子來臨之際，方可免受強烈的沖擊。

　　「參考文獻」

　　[1]劉漢民。所有制、制度環境與公司治理效率[J].經濟研究，2002，（6）：63-68.

　　[2]魏杰。國有投資公司治理結構的特點研究[EB/OL].，2000-12-18.

　　[3]林志揚。從治理結構與組織結構互動的角度看企業的組織變革[J].中國工業經濟，2003，（2）：77-82.

　　[4]姚斌華，楊曉南。跨國并購風起云涌-中國已成接受外資最多的發展中國家之一[EB/OL].，2002-02-08.

　　[5]彭劍鋒。建立有效的治理結構與管理體制-新奧集團的探索“[J].銷售與市場，2002，（11）：25-27.

　　[6]張承耀。公司法與公司治理結構[EB/OL].http：www.China.org.cn，2002-09-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