凱恩斯的稅收理論是建立在他提出的有效需求原理和投資乘數原理之上，是從宏觀角度研究分析稅收問題，并將稅收作為國家進行宏觀干預的主要手段，這些以宏觀經濟思想為依托的稅收理論，突破了古典學派傳統的中性稅收，“夜警”國家等理論體系，對以后資產階級財政稅收政策的制定實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一、凱恩斯的稅收理論的主要主張

　　凱恩斯從稅收如何促進實現充分就業和稅收如何調節社會財富分配兩方面進行分析，提出了以下觀點：

　　（一）改變稅收體系，提高消費傾向

　　他認為難以實現充分就業和存在經濟危機的原因，在于社會有效需求不足，而邊際消費傾向遞減和資本邊際效率遞減，又直接影響有效需求不足，必須通過加強國家干預來刺激有效需求增加。我也承認，辦法就是雙管齊下，一方面設法由社會統制投資量，讓資本邊際效率逐漸下降，同時用各種政策不增加消費傾向。而稅收變動就是增加消費傾向的極有效的各種政策之一。因為各種資本之邊際稅率，在市場估計辦法之下，可以變動甚大，而利率可能變動范圍太狹，恐怕不能完全抵消前者的變動。所以，凱恩斯把改革稅收體系作為國家干預經濟促使消費傾向增加的主要辦法，國家必須用改變租稅體系，限定利率以及其它方法，指導消費傾向。

　　（二）稅收體系應以直接稅為主

　　各種間接稅，如銷售稅和消費稅，其征稅對象實際是人們手中原來可以用作消費支出的貨幣，如果將這筆貨幣通過征稅作為政府支出，則達不到提高有效需求的效果，這類稅實際是將私人消費轉變為政府消費，即私人支出轉變為政府支出，原來的效果和征稅后的效果幾乎一樣。所以凱恩斯認為，間接稅是不合適的稅種，應當改變租稅體系，將以間接稅為主的稅收體系改變為以直接稅為主的稅收體系。

　　（三）對遺產課以重稅

　　為實現社會公平和提高消費傾向，應實行累進稅率，尤其對遺產，應課以高額累進稅率的重稅，否則就容易使人們將財富積存下來，而不同用于投資和消費，從而降低消費傾向。他主張征收高額遺產稅，其目的除了調節社會財富分配以提高消費傾向外，同時也是為了消滅坐收利息階級，于是對食利階層課以高稅。

　　二、凱恩斯稅收理論的啟示

　　我國自改革開放以來，國民經濟得到了飛速發展，人民的生活也得到了巨大的改善和提高。國家倡導的允許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的先富政策的確使先富地區得到了迅速發展，并造就了成千上萬個現代企業家，然而與此同時，地區、行業以及企業之間收入差距也相對擴大。“三資”企業以及一些效益較好的國有壟斷型企業，職工年均工資數萬元，有些虧損企業則難以發放工資；少數私營企業主及特殊職業者，年收入達十幾萬以上。據國內外學者測算，目前我國收入差距已超過了西方發達國家，接近了中等收入國家，只低于巴西等南美國家和前蘇聯等東歐國家，并有繼續擴大的趨勢。黨的十六大提出我國要在木世紀頭20年，集中力量，全面建設惠及十幾億人日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會。調整和規范國家、企業和個人的分配關系。確立勞動、資本、技術和管理等生產要素按貢獻參與分配的原則，完善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堅持效率優先、兼顧公平，既要提倡奉獻精神，又要落實分配政策，既要反對平均主義，又要防止收入懸殊。初次分配注重效率發揮市場的作用，鼓勵一部分人通過誠實勞動、合法經營先富起來。再分配注重公平，加強政府對收入分配的調節職能，調節差距過大的收入。規范分配秩序，合理調節少數壟斷性行業的過高收入，取締非法收入。以共同富裕為目標，擴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因此，如何調節社會財富分配，處理好效率與公平的關系是一個值得研究的問題。

　　凱恩斯主張加強國家干預經濟，來協調收入分配關系的政策。因此，我國應借鑒其理論原理，在充分發揮市場機制對收入分配的積極作用的同時，更好地運用政府的宏觀經濟政策和稅收手段來調節我國各方面的收入分配關系：從而達到將來建立共同富裕社會的目標。

　　（一）提高個人所得稅起征點

　　凱恩斯認為，如果財富過分集中在個別資本家的手中，他們又奉行節約的信念，就必然會大大地降低社會消費傾向，不利于資本積累。因此，應采取加強征收富人直接稅的辦法來重新分配收入，從而使社會消費傾向提高。結合我國國情及經濟活動的狀態，應適當提高累進個人所得稅的起征點，努力減少中低收入人群的個人所得稅，從而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

　　（二）征收遺產稅和贈予稅

　　征收遺產稅和贈予稅是鼓勵年輕一代自力更生，有效地控制財富差距代際積累的重要手段，對于擴大政府財源，支持公共事業，都有著十分積極的意義。考慮到我國的人日政策，應實行“總遺產稅制”，“先征后分”，即征稅后才能把遺產分配給繼承人。考慮到社會普遍收入尚不高，所以征稅的起點可以適當高一些，應征面可以窄一些，重點是放在調節過高收入上。根據“堅持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原則，為不影響富人積聚財產的積極性，遺產稅稅率可低一些，并同時配套實施稅率略高的贈與稅制度。當然，開征遺產稅的時機要慎重研究，以有利于經濟發展和提高效率為前提，穩定幣值，吸引持續投資。

　　（三）對非勞動因素帶來的高收入，要根據具體情況，通過稅收加以扣除，收歸國家

　　較優的自然條件（指土地的肥沃程度和地理位置、礦藏的豐富度和地理位置等）會帶來級差效益，由于我國自然資源都屬于國家所有，因此，這種級差收益應通過資源稅、土地使用稅等形式上繳國家。對一些國家特許的壟斷經營的行業和企業，應征收壟斷利潤稅。

　　（四）健全社會保障制度，開征社會保障稅

　　建立和健全社會保障制度，通過政府轉移支付方式，增加低收入者的收入制定最低收入標準，規定企業支付給勞動者的工資必須達到這一限額，設立幫困扶貧基金，對喪失勞動能力和生活困難的個人或家庭給予補助和救濟，使其能維持基本生活；健全社會保障制度，認真落實養老、醫療、失業等統一計征的社會保障綜合稅，以確保下崗職工基本生活費和離退休人員基本養老、城鎮居民最低生活費等的發放，進而提高居民收入分配的預期；應增加對普遍教育特別是義務教育的投入，并建立民辦公助的高等職業教育，在政府財力允許的時候，建議能夠撥出一筆專款，專門資助農村子女及貧困生上學；以累進所得稅的收入用于公共事業投資，如公共經濟住宅等，以便于低收入階層受益；對日用品實行補貼，以減少低收入階層的負擔。

　　（五）調整區域稅收優惠政策

　　為實現地區平衡發展，政府應在積極引導和組織相對富裕一些的東部地區為中西部地區的發展提供資金、技術、人才、信息、管理等方面的支持，并通過產業轉移和協作，促進中西部地區的發展的同時，努力做好以下工作：第一，深化財稅體制改革，逐步增加發達地區對中央財政的貢獻率，逐步增加對貧困地區、少數民族地區的轉移支付數量及稅收優惠措施，支持這些地區國民經濟和社會事業的發展。第二，逐步減少，甚至在適當的時候取消對某些發達地區的政策優惠，從而創造各地區公平競爭的外部發展條件。

　　（六）廢除現行農村稅費制度，統一城鄉稅制

　　由于我國長期以來所采取的城市偏向的國民收入分配政策導致城鄉差距過大，農民負擔過重。所以應調整城市偏向的國民收入分配政策，改變現行的工農業之間、城鄉之間的利益分配格局，通過廢除現行農村稅費制度，統一城鄉稅制，使城鄉居民享有平等的稅收權利與義務；調整重城市輕農村的財政支出原則，通過增加農業科技和農用基礎設施的投入以及加大扶貧力度等措施，完善財政轉移支付制度和分稅制，使城鄉居民得到大體平等的公共服務；積極推進農村各項費改革，切實減輕農民負擔；加快農村城市化進程，妥善安置農村富裕勞力；有條件的地方，探索建立農村養老、醫療保險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