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我國傳統的平均主義收入分配方式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在經濟效率不斷提高，經濟維持高速度發展的同時，我國居民的收入分配差距明顯加大，基尼系數已經超過0.4的警戒線，引起了多方面的社會問題，減小收入分配的差距成為當前亟待解決的問題之一。廖英（2000）從二次分配理論出發，認為我國初次分配與再分配領域均存在不公的分配制度[1]；張希君和盧華（2001）、劉葆華（2003）則從四次分配理論出發，對再分配層面進行了細化，凸顯了“黑色收入”與“灰色收入”對分配不公的作用[2].已有文獻認為，在初次分配領域，即市場機制起決定作用的分配方式，由于效率的優先性，實現公平分配的目標是難以達到的。因此，關注的重點顯然集中在再分配領域，意圖通過公平、完善的再分配機制來矯正收入分配不公問題。本文則從更深的層次展開分析，提出各種各樣的壟斷，包括商品市場的壟斷、政治市場的壟斷以及福利市場的壟斷等，是造成當前分配不公問題的根本原因。矯正的辦法是對壟斷企業征收超額利潤所得稅，并就超額利潤所得稅的正當性、對經濟效率的影響以及實施的可行性進行了討論。

　　一、超額利潤來源于不完全的市場競爭結構

　　在經濟學中，利潤這個概念的含義是，企業的銷售收入與企業的生產費用兩者之間的差額。其中，生產費用包括工資、利息、租金及折舊，如果兩者相等，稱企業獲得正常利潤，因為在生產費用中已經包含了生產要素的正常回報；如果存在差額，則將之稱作超額利潤。經濟學上的利潤與企業會計核算上的利潤不是一個概念。根據微觀經濟學的市場結構理論，在完全競爭市場，存在大量的買主與賣主，他們都具有充分的市場信息，可以自由進出市場，因而，這里不可能存在超額利潤，企業只能獲得正常利潤，超額利潤為零。而在不完全競爭市場中，由于信息的不充分流動，或者技術以及人為設置的進入障礙，比如專利技術、行業管制等，企業則可以獲得超過正常利潤的收益，即超額利潤。不完全競爭市場，實際上就是存在某種程度壟斷的市場。

　　一種傳統觀點認為，超額利潤是對企業家才能的一種回報。企業家在經營過程中，不斷尋找可以利用的市場機會，并降低生產成本，從而獲得超出一般水平的利潤。無疑，企業家的才能和作用不能忽視，企業家對市場機會孜孜不倦的尋求利用為資源的有效配置做出貢獻。但是，超額利潤的出現，歸根結底卻是由于市場的不完全競爭。各種形式的壟斷，高額的交易成本，消費者信息的缺乏等，沒有一個因素是企業家才能的結果，恰恰相反，它們是企業家才能得以實現的前提。因此，超額利潤不能全部簡單地被認為是企業家應得的回報。當政府致力于消除壟斷，完善信息交流機制，使市場趨向于完全競爭時，這些企業的利潤就會消減，這一點可以顯得更為清楚。沒有人會認為這些措施所導致的利潤消減是不正當的。在實際市場中，某種程度的壟斷是一種普遍的現象，正如弗蘭克。奈特所說：“貨物和服務的幾乎所有的供應，都享有某種程度的壟斷。每人壟斷一定的市場區域，只在這些市場區域的邊界上，競爭才是有效的。”

　　還有一種觀點認為，超額利潤是企業家主動承擔高風險的回報。不能否認，在很多需要創新的領域，先進入者要承擔較大的失敗風險，因此成功者獲得超額利潤正是對風險的補償。如果說，創新型企業率先闖入某一領域，并且獲得一段時間的超額利潤，那就再正常不過了，但是從長期平均來看，成功與失敗的幾率必然相互抵消，超額利潤也同樣是不可能存在的。同時在實際經濟中，有時回報率較高，但承擔的風險并不大；有時承擔的風險很高，回報卻很低。在所謂的高風險領域，持續的超額利潤的存在必然是某種壟斷因素造成的，比如信貸市場的不完善，使得有技術條件的潛在進入者無法獲得資金支持等。所以，將持續的超額利潤認作企業家承擔風險之回報，其基礎并不牢固。

　　從更深層面來分析，企業超額利潤的存在是企業財產所有權壟斷的必然結果，這類似馬克思所分析的土地所有者獲取的絕對地租。任何企業都或多或少存在企業專用性資產，比如專利技術、專用設備、專用人力資本等，這些資產在市場交易中存在經濟租金，而企業對于這些專用資產具有所有權，經濟租金相應的轉化形式就是超額利潤。可以將企業財產所有權分為財產控制權與財產收益權[4]，如果將其中的收益權看做控制權的延伸，則經濟租金自然歸屬于企業；但如果將財產控制權與財產收益權視為兩種完全不同性質之權利，而財產的收益并不單純取決于企業的財產控制權，更取決于市場結構的特征，經濟租金也就不必歸企業所有。

　　二、超額利潤是分配不公的主要原因

　　收入分配兩極分化，是我國目前亟待解決的問題。如果用國際常用的基尼系數來衡量收入分化程度，中國早已超過了0.4的警戒線，兩極分化無疑是相當嚴重的。但需要澄清的是，收入分配的兩極分化與收入分配不公并不是一個概念，雖然二者存在密切的聯系。收入分配兩極分化，是指社會不同階層之間或者不同職業之間收入差距非常大，是收入差距的極端情況；而收入分配不公是指在收入分配中，分配的標準偏離了公平的準則。因此，我們可以將兩極分化作為一種分配的結果來看待，這一結果可能會帶來很多的社會問題，但不一定就是分配不公。而分配不公則涉及到公平準則，凡是不符合公平準則或者公平標準的分配，都是分配不公。所以，要確定什么是分配不公，關鍵是以什么樣的標準來判斷。理論上的標準存在較大的爭議，單純以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來做判斷標準，顯然無法對現實情況做出合理的解釋。因此，有人提出將國家政策和法律作為判斷的標準。這一標準存在明顯的缺陷，按照這一標準，封建社會地主對農民的掠奪，資本主義社會資本家對工人的剝削，中國改革前的平均主義分配制度都具有了公平的性質。因此，這一標準是無法成立的。本文認為，收入分配的“公”與“不公”，判斷的標準是正當性標準，符合正當性標準的收入分配，無論差距大小都是公平的，反之，就是分配不公。那么，接下來就出現一個更為復雜的問題，何謂“正當性”？

　　“正當性在哲學、政治學、法學、社會學等話語中是較常見的用語。由于各學科都有自己理解和闡釋現實的方式，因而，也賦予了正當性不同的含義。……正當性判斷是在存在規律、道德和法律規范的預設之上作出的。斷定某事物是否具有正當性，總是與評判者所根據的標準有關。”[5]因此，凡是與預設的規律、道德和法律規范相一致的事物就具有正當性，而與之相違背的事物就缺失了正當性。根據以上關于正當性范疇的探討，我們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斷定哪些事物或行為缺乏正當性。比如犯罪，由于違反法律而缺乏正當性；欺騙，由于違背道德而缺乏正當性；比如壟斷獲利行為，由于對市場效率造成損害而缺乏正當性。正當性標準才是判斷收入分配“公”與“不公”的正確標準。

　　目前，分配不公主要表現為以下幾個方面：一是城鄉差距，具體表現為城鄉收入差距的不斷擴大；二是行業差距，具體表現為壟斷行業與其他行業之間收入的巨大差距；三是地區差距，具體表現為東中西之間收入差距的日益擴大；四是官民差距，具體表現為公務員的收入與一般工薪階層之間的差距。

　　造成這些差距的具體原因，目前學術界最有代表性的是“二次分配理論”與“四次分配理論”：前一觀點認為，分配不公的原因歸納起來不外乎兩點，一是初次分配按照所謂的市場效率原則進行，導致初次分配的不公平；二是再分配領域由于政策與制度方面的不完善，在某種程度上又進一步造成收入上的差距。后一觀點認為，社會的總財富在各個社會成員之間的最終分布狀態是經過市場、政府、非政府組織和犯罪活動共四次分配形成的，第一次分配由市場按照“效率原則”進行分配；第二次分配由政府按照“公平原則”通過稅收和財政支出進行再分配，以校正市場分配的“失誤”；第三次分配是由非政府組織通過募集自愿捐款和資助活動，依據道德的原則實施雪中送炭的分配；第四次分配就是人們通常所說的“灰色分配”和“黑色分配”，即通過各種犯罪活動所進行的分配。

　　上述兩種理論對于分配不公問題的分析，不僅令我們注意到初次分配領域所產生的不公現象，也讓我們看到再分配領域同樣也是分配不公的可能來源。尤其是四次分配理論，對于再分配方面進一步的細化，揭示了更多的問題。但是兩種理論分析的視角并沒有實質上的差別，沒有將分配不公的深層次原因真正揭示出來。毫無疑問，存在于壟斷行業與非壟斷行業之間的收入差距，其原因也必然就是壟斷，沒有壟斷所造成的競爭障礙，這些差距不會長期存在，甚至所謂的“壟斷福利”竟然成了慣例。其實從深層次上分析，無論是城鄉差距還是地區差距，或者官民差距，同行業差距一樣，最根本的原因都是壟斷。城市居民對農村人口的排斥，東部地區對西部地區的信息技術優勢，各級官員對于各種特權的獨占，這些難道不是壟斷嗎？只不過有的是在商品市場的壟斷，有的是在政治市場的壟斷，有的是在福利市場的壟斷而已。政治市場的壟斷與福利市場的壟斷，實際上就是權力的壟斷，憑借這些壟斷的權力，就可以參與商品市場壟斷利潤的瓜分。壟斷領域雖有不同，但都妨礙了其他參與主體的自由進入和競爭，在這樣的制度下，必然產生收入上的懸殊。因此，根治分配不公問題，首要的措施就是打破壟斷，構建自由競爭的社會環境。如果暫時無法打破壟斷，我們可以消減壟斷者的收入，從而緩解收入分配不公問題。

　　三、超額利潤所得稅的正當性證明

　　超額利潤所得稅是指對企業超出正常利潤以外的部分征收的所得稅。也就是說，在征收所得稅時，將企業會計利潤分為兩個部分，一部分為企業的正常利潤，另一部分為企業的超額利潤，對正常利潤采取低稅率，而對超額利潤則采取高稅率。基本的理由就是前面所論述的兩個方面，即企業超額利潤來源于市場競爭的不完善以及超額利潤是造成目前分配不公的主要原因。

　　對于超額利潤所得稅的征收，可能存在兩種反對意見：一是從財產權的保護方面看，認為這是對企業財產權的侵犯。二是該所得稅對企業激勵的影響方面，認為會降低企業對利潤的追求，從而降低生產效率。

　　對于第一種反對意見，本文在財產控制權與財產收益權的討論中已有提及，即如果將收益權認為是一種附加條件的所有權，則不能認為超額利潤所得稅是對企業財產權利的侵犯，只是將原本不屬于企業的一部分收入依法拿走而已。產權經濟學是新制度經濟學的組成部分，該理論就財產權對經濟效率的作用已經做了非常深入的分析，沒有必要進行過多的重復論述。在這里需要說明的一點是，產權經濟學認為，財產權的穩定是至關重要的，穩定的產權可以使市場參與者對未來形成穩定合理的預期，從而激發有效率的經濟行為。侵犯財產權的主要表現就是破壞產權的穩定，比如，封建時代封臣對佃農利益的任意剝奪，王權對封臣土地義務的隨意改變等，這些缺乏法律保障的財產權就無法形成人們的合理預期，必然造成效率上的損失。而超額利潤所得稅則不會對財產權的穩定帶來損害，在法律上明確的界定后，企業依據法律的規定，對未來的所得是可以清楚預測的。因此，超額利潤所得稅既不是對財產權的直接侵犯，也不會間接損害財產權的穩定性。

　　對于第二種反對意見，涉及到所得稅是否改變企業行為動機，進而影響企業效率的問題，相對而言要復雜一些。那么，超額所得稅是否會影響企業的行為呢？在這里，可以用一個簡單的經濟學模型來進行說明。假設：（1）企業是一個理性的利潤最大化生產者，這一假定與經濟學的一般假定相一致；（2）企業的生產不存在外部性，因此企業的私人成本與社會成本、私人收益與社會收益相一致。用x代表企業生產的數量，R（x）代表企業的銷售收入，C（x）代表企業的生產成本，π代表企業的利潤，t代表超額所得稅率，則企業的稅后利潤為：

　　π＝（1－t）[R（x）—C（x）]

　　為使企業的利潤最大化，生產的數量要滿足的邊際條件為：R＇（x）＝C＇（x），這與沒有所得稅時利潤最大化的邊際條件是完全相同的，因此，主張超額利潤所得稅會影響企業的行為是缺乏理論基礎的。這一結論可能與一般的知覺有矛盾，但進一步的思考會消除這個矛盾。企業是按照利潤最大化目標來行動的，所得稅并沒有改變企業的目標和約束條件，當然也不會改變企業的行為，這也是經濟學上將所得稅稱作直接稅的原因所在。

　　四、征收超額利潤所得稅的可行性與具體措施

　　打破和消除壟斷，需要一個長期的過程，并且在這一過程中還會不斷出現新的壟斷。那么，征收超額利潤所得稅作為一個替代的選擇，是否具有理論的正當性和實踐上的可行性？關于正當性問題，本文前面從超額利潤的來源、超額利潤與分配不公之間的淵源、超額利潤所得稅對效率的影響等方面給出了論證。在這里，主要探討其實踐上的可行性。該問題主要涉及兩個方面，一是超額利潤的計算，二是征稅成本。第一個方面理論上不存在障礙，因為超額利潤是企業會計利潤扣除正常利潤以后的余額，而會計利潤的計算是不存在任何問題的，所以只需要確定企業的正常利潤就可以計算出超額利潤。正常利潤實際上就是企業權益資本的平均回報，或者說是企業凈資產的平均回報，因此，可以將全社會資本平均利潤率作為企業的正常利潤率，這個利潤率與企業凈資產的乘積就是企業的正常利潤。比如，A企業稅前利潤為1 000萬元，企業凈資產為5 000萬元，全社會資本平均利潤率為10％，則A企業的超額利潤為：1000—5000？觹10％＝500萬元。在這里，一個關鍵的問題是企業正常利潤率指標的確定，全社會資本平均利潤率只是眾多可選指標中的一個，是否合適，需要進一步論證。同時，也可以依據國家經濟發展的實際需要，對于鼓勵發展的行業，正常利潤率指標可以定得高一點，對于限制發展的行業則可以定得低一點。這也為國家宏觀調控的工具箱中增加了新的工具。第二個方面即征稅成本不需要太多的討論，因為超額利潤所得稅的征收不需要設立新的征繳機構，也不需要復雜的會計核算，因此，不會產生大的征稅成本。

　　超額利潤所得稅的稅率可以采取比例稅率，也可以采取累進稅率。由于超額利潤的壟斷性質，超額利潤所得稅必然要適用比現在更高的稅率，而正常利潤部分仍可沿用現在的征稅辦法。實行比例稅率，計算起來簡單，而實行累進稅率，則需要相對復雜的計算，特別是在制定所得稅稅率表時，需要更詳盡的考慮。無論是比例稅還是累進稅，都不影響超額利潤所得稅的性質。

　　五、結語

　　超額利潤所得稅只是將非正當性的壟斷利潤從壟斷者手中集中到政府，可以認為這一過程是對初次分配領域不公問題的矯正，消減了資本的壟斷收入。但要實現再分配領域的公平，需要對現有的教育、醫療、保險、戶籍管理等相關制度進行改革，完善監督、審計制度。這些工作任重而道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