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鍵詞：高科技產業；稅收優惠政策；間接優惠；產業優惠

　　摘　要：為促進高科技產業發展，發達國家都制定了各自的科技稅收優惠政策，對推動其科技進步起到了不可忽視的作用。他們的一些做法，如間接優惠、消費性增值稅、產業優惠、法制化，被實踐證明是行之有效的，對正處于經濟轉型時期的我國而言，具有特別重要的借鑒意義，很值得我們學習和效仿。

　　高科技產業是當今世界經濟發展的火車頭，是國民經濟實現產業結構升級和資源配置優化的主要動力。為提高科技實力，促進高科技產業發展，發達國家都根據本國經濟發展情況出臺了各自的科技稅收優惠政策，取得了顯著的成效。他們的許多做法，對正處于產業結構轉型時期的我國而言，具有特別重要的借鑒意義，給我們以多方面的啟示。

　　一、間接優惠比直接優惠更能促進高科技產業發展

　　稅收優惠可劃分為直接優惠和間接優惠兩種方式。直接優惠主要表現為對企業最終經營成果的減免稅，如企業所得稅的減免，強調的是事后的利益讓度。間接優惠主要表現為對企業稅基的減免，強調的是事前的調整，通過對高科技企業的固定資產實行加速折舊、對技術開發基金允許稅前列支以及提取科技發展準備金等措施來調低稅基。兩種方法各有特點，也各有利弊，因而發達國家往往講求二者的搭配使用。但從這些國家的科技進步史及相關稅收政策的演變來看，特別是近些年來，科技稅收優惠政策更多地選擇間接方式。這是因為間接優惠強調事前扶持，能充分調動企業從事科研和技術開發的積極性，充分體現政府支持科技創新的政策意向。而直接優惠是一種事后的獎勵，企業必須在贏利的基礎上才能享受這種優惠。然而大多數高科技項目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大量投入而沒有什么贏利，在開始贏利的前幾年利潤額也較小，實際享受的稅收優惠效果并不明顯。

　　由于稅收直接優惠的局限性，發達國家的稅收優惠已普遍轉向能促進企業進行技術開發和技術革新的間接優惠上來。為實現政府政策目標，各國實行了各種各樣的、以間接優惠為主的科技稅收優惠措施，其多樣性不僅體現在對不同的政策目標實行不同的優惠方式，而且體現在根據同一政策目標的不同階段實施各異的優惠方式。基本做法如下：一是對企業投入的研究開發經費給予優惠。允許企業按投資額的一定比例或全部抵繳所得稅。如美國政府規定，公司能夠申請研究和實驗抵免，抵免額為符合條件的研究費用的20%.法國政府規定，凡工商企業當年研究開發費用高于前兩年平均數的，可免繳相當于其研究開發費用增加額25%的所得稅，1985年增至50%，1999年規定的最高抵免額為4000萬法郎。韓國政府規定，研究試驗用設備投資、技術及人才開發費都可享受稅前扣除。[1]

　　二是普遍實施加速折舊政策。1981年美國里根政府的經濟復興法案中，就采取了加速折舊辦法，對試驗研究用機械設備，折舊期限縮短為3年，產業用設備折舊期限減為5年。日本政府規定，企業購置用于特定高技術開發的機械設備和建筑及附屬設施，價值在10億日元以內的實行5年期特別折舊，第一年折舊率可達50%.新加坡政府更是對用于高科技辦公的設備給予當年的100%的折舊待遇。

　　三是建立科技發展準備金制度。即允許企業按照銷售收入的一定比例提取科技發展準備金。如韓國稅法規定，企業可按銷售收入的3%～5%提取技術開發準備金，并允許在3年內用于技術開發、技術培訓、技術革新及引進研究設施等。[2]

　　目前我國對高科技產業的稅收優惠方式比較單一，主要為直接優惠，大多針對科技成果的收入給予減免稅優惠，而對事前的科研開發活動本身或科研開發活動過程的稅收支持很少。由于我國高科技產業總體上還處在發展初期，產業化程度低、規模小、技術優勢弱，因而政策效率不明顯。就國民經濟的持續、快速、健康發展來說，對研究、開發等上游環節的支持比對生產、銷售等下游環節的支持更具基礎性、前瞻性和長遠性，更有利于從源頭上培育和壯大我國的高科技產業。因此，今后在稅收政策設計時，要把稅收優惠從生產、銷售環節向研究、開發環節轉移，減少直接優惠，大量增加間接優惠。

　　二、與生產型增值稅相比，消費型增值稅更有利于高科技產業發展

　　增值稅可以劃分為生產型增值稅和消費型增值稅兩類。生產型增值稅對企業購進的固定資產不允許做進項稅金抵扣，造成這部分價款的重復征稅，增加了產品成本，不利于設備更新、技術進步和擴大再生產，會使資本有機構成高的企業稅負明顯高于有機構成低的企業，束縛了高新技術的投資需求和高科技企業的發展。因此，發達國家大多數都選擇消費型增值稅，它可以有效地消除重復征稅問題，從而切實減輕了有機構成高的高科技企業的增值稅負擔，有利于激勵投資者加大對高科技產業的投資力度，也有利于高科技企業進行技術改造和技術升級。

　　目前我國實行的是生產型增值稅，1994年開征此類型增值稅基于兩點考慮：一是生產型增值稅與消費型增值稅相比較，前者的稅基較大，稅收收入較多，對緩解國家財政收入的緊張狀況有利；二是為治理通貨膨脹、控制投資規模。但隨著經濟的快速發展，愈來愈顯現出該政策不利于資本有機構成高的高科技企業的發展，它不僅使企業技術開發能力大打折扣，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挫傷了企業進行技術升級和技術創新的主動性。原國家科學技術委員會和國家稅務總局的聯合調查表明：以新產品開發和生產為主的企業，流轉稅名義負擔率比稅制改革前上升了1.09個百分點，實際負擔率上升了5.53個百分點。[3]由于實行生產型增值稅，無形資產和技術開發過程中的智力投入不能享受抵扣，這對于無形資產和智力投入比例高的高科技產業來說，大大增加了稅負。同樣道理，國家鼓勵出口而實行的出口退稅政策得不到充分實施，企業不能充分享受出口退稅優惠，從而降低了高科技產品的國際競爭力。

　　由此可見，應積極推進增值稅制度轉變，盡快將目前的生產型增值稅轉變為消費型增值稅。要允許企業將購置固定資產所負擔的進項稅額分期進行抵扣，尤其對引進高科技設備的增值稅抵扣應采取特別的優惠政策。日本的做法是，對企業固定資產稅、資本收益稅實行減免，企業用于科研的機器設備、先進電子設備、高級機器人，其購進成本的7%可抵免應納所得稅。很值得我們效仿。

　　三、產業優惠比區域優惠更有助于高科技產業的長期發展

　　稅收優惠政策措施要體現和貫徹落實國家產業政策的基本要求，對高科技產業、傳統產業的技術改造及其他需要積極鼓勵發展的產業，應根據不同情況給予不同程度的稅收優惠，即制定相應的產業優惠政策。如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等國對軟件行業就給予了減半征稅和零稅率的稅收優惠，并在1999年約定三年內對電子商務零關稅。這些政策對促進科技產業的發展和國內外經濟交流做出了巨大貢獻。一些發展迅猛的發展中國家，如印度、巴西等，在新興產業和高科技產業上的稅收優惠比發達國家更是有過之而無不及，稅收優惠對這些行業經濟增長的貢獻占到當年行業增長的1/4左右。

　　我國現行的科技稅收優惠主要體現在經濟特區、某些行政省區、經濟技術開發區和高科技園區內，區域優惠明顯而全國范圍內的產業優惠較少。在經濟發展初期，區域稅收優惠政策可以起到先導性、示范性、集聚性和輻射性的作用，可以在短期內吸引資金流向對高科技產業優惠的地區，建立起高科技產業發展的區域環境。但是，區域科技優惠造成的區域內外區別待遇的做法，會造成高科技企業紛紛擠進開發區，甚至在開發區內進行假注冊。某個企業一旦被確認為科技企業，其非科技收益也會享受稅收優惠的待遇，造成優惠的泛濫。相反某些企業有利于科技進步的項目或行為卻因為未被確認為高科技企業而難以享受優惠，造成政策缺位，最終降低了稅收政策的效率。[4]同時也有悖于WTO的公平競爭原則。

　　因此，有必要改變我國目前的稅收優惠政策，實現稅收優惠由區域傾斜轉變為向產業傾斜，逐步消除科技稅收優惠歧視現象。既然鼓勵高科技產業的發展，那么鼓勵的標準是技術的先進程度，對社會的貢獻程度等，只要達到這些指標，就不應分經濟成分，不管是否處在高新技術開發區都應成為鼓勵對象。通過對整個高科技產業的普遍優惠，而非對個別企事業單位的優惠，體現我國的產業政策目標。

　　四　科技稅收優惠政策的立法是高科技產業發展的根本保障

　　稅收優惠是政府政策目標的風向標，通過法律法規制定優惠政策，表明一個國家政府實行相應政策的嚴肅性，也增強了本身的剛性，有利于實現政策目標。發達國家都有各自相應的法律，如韓國在《技術開發促進法》中確立“技術開發準備金制度”，并頒發《外資引進法》、《稅收減免控制法》，全面系統地介紹國家的稅收優惠條款。上述法律對推動該國科技進步起到了不可忽視的作用。從經濟法制化管理的角度看，高科技產業的稅收優惠政策也應該注重法制化。只有實現了稅收優惠的法制化，才能保證依法征收、依法納稅和依法管理。

　　我國現有的科技稅收優惠政策，基本上是通過對一些基本稅收法規的某些條款進行修訂、補充而形成的，散見于各類稅收單行法規或稅收文件中。缺陷是明顯的，一是稅收優惠政策目標不明確，更多是各項稅收優惠措施的簡單羅列，一些稅收法規因臨時性需要而倉促出臺，沒有總體上的規劃，缺乏系統性和規范性。二是促進科技產業發展的導向機制不健全。重成果，輕轉化；重產品，輕投入；重結果，輕過程。三是一些優惠政策缺乏穩定性，而且有些細則修改后未被廣泛宣傳，從而給貫徹落實帶來了諸多不便。為此，筆者建議，應站在全國的高度，梳理國家已出臺的科技稅收優惠政策，結合當前國家的產業政策和經濟結構調整，把散見于國務院、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發布的各種通知、規定之中的具體稅收優惠政策歸納總結起來，參考各地已采取的、在實踐中取得成效的做法，并借鑒發達國家的經驗，由國務院單獨制定一個特別優惠法案。先列出國家產業政策和地區發展政策，列出國家產業發展序列和地區發展序列，以使人明確稅收傾斜原因，然后具體規定稅收優惠辦法，使人們明確稅收傾斜的具體內容及辦理方法和程序。

　　參考文獻：

　　[1]朱承斌。科技稅收政策的國際比較研究[J].財政與稅務，2002，（2）：89-90.

　　[2]傅道忠。發達國家科技財稅優惠政策及其啟示[J].財經問題研究，2003，（6）：58.

　　[3]潘冬亮，宋旭群。高科技產業引進外資的稅收環境思考[J].財政研究，2001，（11）：52.

　　[4]李傳志。完善我國科技稅收政策的思考[J].財政研究。2003，（1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