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紀90年代以來，我國基尼系數不斷升高，貧富差距逐漸拉大。根據社科院課題組的研究，2003年我國基尼系數已超過0.4的警戒線，成為收入差距不平等程度較高的國家之一。稅收作為政府宏觀調控的重要手段之一，應通過完善自身功能，強化調節收入分配的職能，為構建和諧社會和全面建設小康社會作出應有的貢獻。

　　一、我國稅收調節收入分配的現狀

　　現階段，我國稅收在調節社會再分配功能上存在弱化與缺位問題。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稅收結構的不合理限制了稅收調節功能的發揮，并且存在強化收入不均等問題的趨向。在不同的稅收結構下，收入分配的調節以及收入公平的實現會有很大差異。以所得稅為主的稅收結構的基本特征是以所得稅為主體稅種和主要稅收收入來源，所得稅收入一般占稅收總收入的60%以上，流轉稅收入一般不超過總收入的20%，此稅制結構對公平調節社會收入分配和校正經濟扭曲具有良好的效果。但從我國稅收結構來看，“十五”期間，流轉稅和所得稅收入占全部稅收的比重分別達到68.2%和23.2%.主要發揮收入調節作用的個人所得稅收入占稅收收入比重接近7％，占GDP的比重才1％左右，份額相當小。我國目前這種以流轉稅為主體的稅制雖然充分發揮了收入功能，保障了稅收大幅度增長，但在收入分配的調節上具有累退性，且流轉稅易轉嫁，其比重越大，收入分配的差距就越大，對收入分配易產生扭曲作用。

　　二是稅收調節體系不健全，各稅種缺乏調節整合力，影響了稅收調節功能的發揮。單個稅種調節再分配的力量是脆弱的，應著眼于整個稅制體系的建設，綜合運用各種稅收手段。我國個人所得稅制與一些發達國家、發展中國家相比還有一定差距。發達國家個人所得稅收入占全部稅收收入的比重一般為40%左右，發展中國家的平均水平為8%.即使是個人所得稅比重較高的西方國家，也非常注重各稅種的整體配合，特別是注重消除流轉稅的累退性。但是我國目前還未形成有效調節收入分配的稅收政策體系。如醞釀多年的社保稅、物業稅、贈與稅、遺產稅等稅種尚未出臺，影響了稅收整體作用的相互彌補、協調發揮。

　　三是個人所得稅制度設計上的不規范制約了稅收調節功能的發揮。個人所得稅是調節收入分配能力最強的稅種，在實現收入公平分配職能方面發揮著其他稅種難以替代的作用。個人所得稅是從結果上對個人收入進行再調節，但由于征管水平的限制，且缺少完善的納稅人收入管理系統，目前我國的個人所得稅制度對高收入的調節力度還不夠。目前，個人所得稅65％左右的收入來自工資薪金所得。這主要是因為我國的個人所得稅實行的是以分類課征和代扣代繳為主的制度，采取的是控制稅源的方法，對各類來源不同的收入分別適用不同的稅率，對相同應稅所得不區分納稅主體的納稅能力。

　　二、面對我國基尼系數現狀稅收政策的選擇

　　面對我國基尼系數現狀，稅收調節應當突出怎樣的政策取向？

　　1.改變現行稅制在調節收入分配方面的制度缺陷，完善稅收調節體系，使稅收調節分配的功能在居民收入環節、存量財產、投資收益等各個環節得到有效發揮。

　　適應我國經濟轉型和經濟社會發展要求，構建和完善有利于形成相對均衡的利益分配格局和社會公平的稅制結構。在稅收結構中，最核心的問題是主體稅種的確立。我國現行的稅制結構，以效率為主，以流轉稅為主體。這種稅制結構在調節收入分配，促進社會公平上的功能比較薄弱，其不免存在的累退性，放大了收入的不平等，具有反向調節作用。當前應逐步提高所得稅在稅收結構中的比重，并逐步過渡到以所得稅為主體的稅制結構。在所得稅為主的前提下，整個稅收制度具有累進性，所得稅比重越大，收入分配差距越小，從而使稅收調節分配的功能得到有效發揮，改變稅收調節缺失、弱化的現象。

　　針對我國稅收調節單一、缺失、弱化的狀況，建立多稅種、立體式、全過程的稅收調節體系。應逐步建立起一個綜合協調配合，覆蓋居民收入運行全過程，以個人所得稅為主體，以財產稅和社會保障稅為兩翼，以其他稅種為補充的收入分配稅收調控體系，從個人收入的存量、增量、轉讓等多個環節對收入分配進行全方位調節。單一的個人所得稅難以形成有效的調控力度，應開征相關稅種，如在個人收入環節開征社會保障稅，對存量資產開征房地產稅，對個人投資收益開征證券交易稅等，使稅收對個人收入分配差距的有效調控覆蓋全過程，形成完整的收入分配調控體系，縮小規避稅收調節的空間，確保收入差距保持在一個合理的范圍。

　　2.運用綜合調控手段，加強對高收入階層的稅收調控。

　　基于我國對高收入階層稅收征管比較薄弱的現狀，當前應當認真研究運用綜合手段，強化稅收調控：

　　一是加快個人所得稅改革，建立綜合與分類相結合的稅制模式。雖然這幾年我國個人所得稅收入呈現快速增長勢頭，但與世界各國相比還有差距。個人所得稅具有籌集財政收入和對收入分配狀況進行調節兩大功能，過低的比重使得個稅的調節功能難以發揮。因此，要在去年調整個人所得稅工資薪金所得費用扣除標準基礎上，進一步改革個人所得稅制度，實行綜合與分類相結合的個人所得稅制度；合理確定稅率水平，優化稅率結構；合理確定減免稅項目，嚴格減免稅政策。同時加快建立全國統一的信用系統，實行收入支付的信用化，使個人的隱性收入顯性化。

　　二是深化消費稅制改革。今年4月1日出臺的消費稅相關規定，雖然對一些稅目和稅率作了調整，但還不夠。建議進一步調整消費稅征稅范圍，拓展奢侈消費品等項目的稅基，適當增設新稅目，將某些超越大眾生活水平的高消費項目或服務，如高檔別墅、高檔電子設備、私人飛機、高價娛樂、名貴寵物等商品列入消費稅的征稅范圍；適當調高煙酒、汽油、柴油的消費稅稅率，倡導堅持“綠色”標準，節約天然能源，在總體上提高消費稅在稅收中的比重。

　　三是可考慮對儲蓄利息稅采用累進稅率。儲蓄存款利息個人所得稅一刀切地按20%征收，對以工薪收入為主的中低收入者不利。隨著收入來源日益多元化、隱性化以及工資外收入的大量增加，高收入者的主要收入并非來自工資，而是來自其他所得，比如股息、紅利、勞酬、租金、出場費等。目前，對這些工資收入以外的各種所得往往難以控制，從而導致高低收入者之間的收入分配差距進一步擴大。由于高收入階層銀行存款儲蓄占據我國銀行存款的主要部分，實行累進稅率，存款多則稅率高，既在一定程度上保護低收入者，也可在一定程度上刺激高收入者的消費和投資。

　　四是考慮開征物業稅、遺產稅等稅種。我國居民收入差距和財產分配差距都達到了較大的區間，如果不采取一定的措施加以控制，還會隨著經濟的發展進一步擴大，因此應盡快建立完善的遺產稅和贈與稅征收體制。同時，開征物業稅，有利于解決現行房地產稅收不統一，計稅依據不合理以及房、地分別征稅帶來的不規范等問題。

　　3.把“富民優先”作為經濟發展新階段以及解決基尼系數拉大問題的重大經濟政策，對低收入者實施積極的稅收扶持政策。

　　一是完善支持農業發展的稅收政策措施。農業的基礎地位和弱質產業特性，要求政府和社會要在提高農業生產專業化和規模化水平，大力發展農業產業集群，健全現代農產品市場體系等方面給予政策支持，具體就是對農業生產資料采取更加優惠的增值稅稅率，進一步降低生產資料價格，減輕農民負擔。大力鼓勵發展農村新經濟組織，在所得稅方面給予必要的優惠扶持。對投資農業（特別是高科技農業）、農業基礎設施的企業及出口型農業企業，采取與高新技術企業同等的稅收優惠政策，并在一定期限內減免地方稅費。改變稅收累退性的格局，促進農村要素流動，加快工業化和城鎮化步伐，提高農民收入。

　　二是加大對中小企業的扶持力度，使民營經濟得到長足的發展。大部分勞動力在中小企業就業，在稅收方面應采取多種形式促進中小企業發展。如進一步提高增值稅和營業稅的起征點；對一些生活必需品減免流轉稅；降低小規模納稅人的征收率；將賬證健全的小規模納稅人納入一般納稅人管理，允許其抵扣進項稅額。同時加快所得稅的并軌工作，減輕企業稅收負擔，對勞動密集型企業和項目給予稅收優惠等。

　　三是加大對城鎮下崗失業人員再就業的稅收支持力度，推進就業和再就業。建議將享受優惠人員的范圍擴大到集體企業的下崗人員、失地進城的待業農民以及下崗再就業人員；優惠稅種不僅包括營業稅、城市維護建設稅、教育費附加和所得稅，還應包括增值稅；優惠政策不僅針對生產企業，還應包括國家鼓勵發展的其他行業、產業，如商業、餐飲、旅游等。此外，對就業培訓機構給予適當的稅收優惠，加強對下崗失業人員的就業培訓。

　　四是建議開征社會保障稅。社會保障稅具有雙向調節功能，一是對社會整體來說，可以實現收入由高收入群體向低收入群體的橫向轉移，二是對成員個體來說，能實現其收入由青年或就業時間向老年或失業時間的縱向轉移。當前應盡快建立起以稅收為主要來源的社會保障籌資機制。社會保障稅的課稅范圍，應當與當前我國二元經濟結構下統一城鄉稅制、消除城鄉差別的趨勢相適應。應實行分項比例稅率，針對退休、失業、傷殘、醫療等具體項目需要的社會保險支出量，規定高低不等的差別比例稅率，使廣大居民老有所養、病有所醫、失業有保障。

　　4.完善配套措施，加大對非常態高收入階層收入的監管。

　　目前，高收入階層主要是以下幾種對象：企業家、影視歌星、球星、壟斷行業高管、政府官員“尋租”灰色收入者等。目前，由于我國市場秩序不規范，起跑線不一樣，在初次分配中，壟斷收入和非常態收入比較突出，對此應從政策的層面加以規范并加大征管力度。要積極推行存款實名制，逐步創造條件實行金融資產實名制，建立個人收入信息報告制度及個人財產評估機制，限制非法收入，逐步實現個人財產透明化、合法化，使納稅人的每一筆收入都在稅務機關的監控之下。

　　當然，在解決貧富懸殊、化解基尼系數“越線”方面，稅收的作用畢竟是有限的，需與政府其他宏觀經濟政策一起發揮作用，才能更好地解決我國收入分配差距擴大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