備受社會各界關注的個人所得稅法修正案（草案）經過十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的兩次審議，終于在2005年10月27日以高票表決通過，并將于明年1月1日正式實施。新修訂的個人所得稅法對現行個人所得稅法作了兩點修改：一： 提高工薪所得減除費用標準，減輕中低工薪收入者稅收負擔；修改二： 要求高收入者自行申報，強化對高收入者稅收征管。從十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17次會議審議擬將工薪所得費用扣除標準提高至1500元，到最終費用扣除標準為1600元，這100元經歷了怎樣一個過程，100元意味什么？

　　一、提高100元的塵埃落定——聽證會

　　個人所得稅工薪所得減除費用標準一直都是個稅法修訂的熱點問題，十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七次會議對個人所得稅法修正案草案進行了初次審議后，決定由全國人大法律委員會、財經委員會和全國人大法工委就個人所得稅工薪所得減除費用標準在北京舉行聽證會。這次立法聽證會是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立法中舉行的首次聽證會，也是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工作歷史上的第一次聽證會。舉行個稅法聽證會的公告發布后，社會反響熱烈，公眾申請參加聽證會報名踴躍。到報名期限截止時，共收到公眾報名申請4982件。9月27日聽證會召開，來自各地區各行業的陳述人發表了自己的意見。其中，劉劍文教授的觀點是將工薪所得費用扣除標準提高到1600元。劉教授從正當性與合理性兩方面來分析了費用扣除標準的確定，即要在人權保障的層次上把握其正當性；并通過一定的實證分析，論證其合理性。這一觀點最終為立法機關所采納。

　　二、100元背后的意義

　　在很多人看來，從最初的費用扣除標準為800元到第一次審議時擬制定的1500元，這里面已經體現了法律對納稅人權利的保護，最后通過的1600元的費用扣除標準在此基礎上則體現了法律對納稅人權利保護力度的加大，難道這100元僅僅只是一個量化的利益？我想這100元的意義遠不只如此。它不僅僅只是普通的貨幣意義上的100元，不是一個結果意義上的100元，而重要的是它是一個稅收立法過程民主化的見證與體現這樣一個過程意義上的100元和在國家利益與納稅人利益博弈與協調過程中體現法律對納稅人權利保護的100元。

　　（一） 稅收立法民主化

　　新修改的個人所得稅法將大大緩解工薪階層稅收負擔，也將更好地發揮調節收入分配的功能，而值得注意的是，作為我國最高立法機關的首次立法聽證，使得個稅法的修改具有里程碑式的意義，它表明我國的立法進程中民主程度的進一步增加，標志著民主立法跨入一個全新階段。這也是我國的稅收立法從行政主導型向立法主導型轉化過程中邁出的有重要歷史意義的一步。那些來自全國各地的親身參與聽證的人，并不僅僅是有機會參與了一次關于個人所得稅納稅減除標準的討論，更重要的意義在于，在更高層面，將更多民意帶入民主立法的進程之中。

　　從這次立法聽證會中，我們可以深切感受到作為正義、良知的維護者和捍衛者的法律工作者和法學家們在促進財稅司法改革過程中所做的努力，這樣史無前例的聽證會給廣大的憲法、行政法和稅法學家提供了一個盡情發揮的舞臺，也為民意與法律的制定搭建了一個互動的平臺。誠如劉劍文教授所言“稅收是現代社會的神經”[1]，稅是民眾對政府進行的財富的轉讓，這一轉讓的目的是為了獲取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務與公共產品，政府獲得稅收收入應當以民眾的同意 ，通過人大代表的同意為前提。即法律應該在合乎正義這一原則的前提下規定稅的稽征，法律的制定應該保護民意不受政府的不公平的侵犯，“無代表則無征稅”[2]，應該把民意貫徹在法律制定過程中，法律的制定需要暢通的利益表達機制，使稅收不至于違背民眾的意愿。稅收立法的民主并不是要人民制定稅收法律和決策，但法律的制定卻不能脫離民意，更不能使法律成為政府侵害人民財產權利，追求自身利益的工具。在這樣一個國家利益與納稅人利益博弈的過程中，我們要在人民與法律之中建立一道防火墻，制定的法律既要反映民眾的意愿，表達利益群體的訴求，也要防止民意的心血來潮或是善意的沖動而隨意變更法律。1500元到1600元，這反映了民眾的呼聲與訴求，這樣的呼聲與訴求最終得到了法律的理性的回應，民眾的意愿體現在稅法的修訂過程中，有助于推進民主稅政的建立與完善。

　　（二）納稅人權利保護

　　首先，納稅人權利保護的理論基礎來源于我國相關法律制度的發展和完善。我國《憲法》第56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依法納稅的義務”。《憲法》第33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我國新修訂的《稅收征管法》及其《實施細則》中規定了納稅人的權利，在我國有關的民事法律和刑事法律的修訂中也都體現了權利和義務確立的精神。另外。在我國的《行政復議法》和《行政訴訟法》中對納稅人在稅收程序性上的權利也作出了相應的規定。這些法律制度的進一步發展和完善，將會為納稅人權利保護的確立奠定更深厚的理論基礎。

　　其次，納稅人權利保護需要納稅人的積極參與與配合。長期以來，我國納稅人權利保護問題受到忽視，這與納稅人自身的權利意識淡薄有極大的關系。一方面，中國傳統的儒家文化強調個人對社會、對他人所承擔的責任和應盡的義務，而不強調社會對個人權利的界定和保護。另一方面。在我國的稅收立法和實踐中，納稅人都以納稅義務人的身份出現，而忽略了其權利人的身份。這是造成我國納稅人權利意識缺乏的主要原因之一。納稅人只有確立在納稅活動中的獨立人格和地位才能依法實現和維護自己的權利。“納稅人的意識是納稅人對自身價值和自身權利義務的正確認識而產生的一種對稅法的理性認知，認同和自覺奉行精神”[3].與納稅相關的切身利益的提高，無疑增強了納稅人意識的核心—即對稅法的認同和信仰，使納稅人真切感受到其權利得到政府和社會的尊重和保護。

　　在此次《個人所得稅法》修訂過程中，我們已經看到了納稅人權利主體意識在慢慢增強，民眾們不但關注個人所得稅法的修改進程，而且積極參與《個人所得稅法》修改的討論與聽證，并且發表自己的看法與見解。這樣一個舉國上下共同關注的大事對提高納稅人的權利意識也起到了很好的推動作用。

　　三、從100元看和諧社會的建立

　　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實現經濟快速發展，社會全面進步，人民安居樂業，需要強大的財力做保障。稅收是國家參與國民收入分配的最主要，最規范的形式，具有強制性、無償性、固定性等特點，是財政收入最主要的來源。我國稅收的性質是社會主義稅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在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建設中，國家運用稅收籌集資金，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4].

　　立法者遵循低收入者少納稅，高收入者多納稅的原則和指導思想，進行的這次個人所得稅法的修訂，力圖使貧富差距縮小，這不是絕對的。公平是相對而言的，調整之后，使工薪階層和高薪階層的收益水平相應地縮小，這樣的話就能達到通過高收入者的納稅來救助比較貧窮的人。通過調節個人收入分配促進社會公平和正義，這是社會主義制度的本質要求，是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重要內容。當前，特別要合理調整國民收入分配格局，逐步解決地區之間和部分社會成員之間收入差距擴大的問題。

　　這正如劉劍文教授所說的“法律的修改往往要注重人們的心里承受能力，我們這個《個人所得稅法》課稅額的提高有很多方面的因素，從政治層面來考慮的話，現在黨中央要提出建立和諧社會，在建立和諧社會里面，有很重要的一個方面，就要考慮到國家和個人的一種協調，第二是要考慮納稅人和納稅人之間的協調，我們的社會里面需要和諧，減少對抗，減少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