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農業是具有弱質性、需要特殊保護的產業，因而對農業進行保護已成為一種國際慣例。我國是一個有近13億人口，其中9億在農村的農業大國，農業問題在我國始終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然而，我國多年來實行的是以農補工、優先發展工業的戰略，這種對農業的負保護，導致了我國農業積貧積弱。我國經過15年的艱苦努力，現已成為WTO新成員。如何在更激烈的國際市場競爭中保護低效率的農業，如何在自由貿易下保護處于比較劣勢的農業，是我國經濟發展中面臨的重大課題。

　　加入WTO對我國農業的影響

　　一、農產品市場面臨強大的競爭壓力

　　按照WTO農業規則，我國農產品的邊境保護實際上將失去其有效性。與此同時，由多年負保護政策所形成的多數農產品價格低于國際市場價格的競爭優勢，將隨著日益增高的農產品成本（如主要糧食成本以平均10％以上的速度增長），以及農業政策傾向轉變而逐步消失，農產品價格水平出現了接近或超過世界價格水平的趨勢。因此，失去保護的我國農產品市場將面臨著國外產品的嚴峻挑戰和沖擊。

　　二、農產品生產面臨著巨大的沖擊

　　加人WTO后，外國質優價廉的農產品對國內市場的沖擊，將引起國內市場農產品價格下跌，銷售市場縮小，勢必對農業生產的結構和數量產生重大影響，從而影響農民收人的增加，挫傷農民的生產積極性，減少對農業的投人，進而影響農業的綜合生產能力，對我國農業生產的穩定發展和保持農產品市場的穩定十分不利。

　　三、解決農村社會經濟矛盾的難度加大

　　農民收入增長緩慢是我國當前亟待解決的問題之一。加人WTO以后，大量農產品的進口必然對國內農產品形成擠壓態勢，使我國農產品的銷售雪上加霜，更加影響農民收入的增長，拉大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由于農業生產的部分收縮，據估計大約有近千萬農業勞動力需要轉移。由于我國農業勞動力轉置成本太高，農民的再就業困難很大，億萬農業剩余勞動力的存在，不僅影響了農業勞動生產率的提高，而且也影響到農業現代化和農村城市化的進程，制約了我國產業結構的調整和專業化程度的提高，并在一定程度上危及農村社會的穩定和進步。

　　我國加強農業保護的主要對策

　　一、建立良好的農業政策扶持環境

　　農業問題不可能僅在農業本身的范圍之內得到解決，必須首先建立起良好的政策扶持環境，即從根本上改變不利于農業的資源分配格局，變對農業的負保護為正保護，轉入工業農業并行發展階段。自20世紀90年代初期，我國就已進人工業化中期階段，在近期內宜把工農業發展速度比調整到3∶1，并逐步調整到2.5∶1.

　　除加大對農業的投入外，還要采取其他措施。一是必須控制農用生產資料價格攀升，規定其銷售價上限，或者對低收入農民購買生產資料給予直接補貼。二是建議在制定新的農業稅制時，調整課稅對象，改變養殖業不納稅，而農業稅集中于種植業的政策，適當降低稅率，減輕農業稅費負擔，以此作為加入WTO后，政府保護農業的舉措之一。三是在農業信貸方面，要改變農業信貸占國家信貸總額比重下降，占農業銀行、農村信用社貸款比重較低的狀況。同時要扭轉農業貸款占農村貸款比重持續下降，即農村資金“非農化”的傾向。

　　二、搞好關稅配額管理，爭取最有利的上限約束關稅

　　在加入WTO的談判中，我國已爭取到對小麥、大米、棉花、豆油和食糖等農產品進行關稅配額管理（限對進口確定一定的配額量，對配額內產品進口征收低關稅，配額外進口征收高關稅），配額準入量的確定實行就高不就低的原則，即在最近三年的年平均進口量，或國內三年平均消費量的3％之間，選擇較大的作為關稅配額基期準人量，并承諾一定的增量，到實施期末必須達到國內消費量的5％。國家計委前不久公布了《農產品進口關稅配額管理暫行辦法（草案）》，這是我國根據WTO的規則，在保護內為農業發展多爭取一點提高競爭力的時間，以防止國外農產品過量進口沖擊國內市場。

　　按照國際慣例，在喪失非關稅措施后，只能采取上限約束的辦法自主提出約束關稅，但上限約束關稅必須與締約成員談判確定。我國承諾加入WTO后10年內農產品關稅平均水平削減22.1％，雖然高于發達成員國，但卻低于大部分發展中的成員，不利于我國農業的貿易保護。因此，用好配額量，爭取對我國農業最有利的上限約束關稅，是我國加入WTO后加強農業保護的至關重要而艱巨的任務。

　　三、并用“綠箱”和“黃箱”政策

　　在國內支持方面，農業協議將國內農業支持分為兩類：一類是不引起貿易扭曲的政策，稱“綠箱”政策，可免于減讓承諾；另一類是產生貿易扭曲的政策，稱“黃箱”政策。協定要求各方用綜合支持量（簡稱AMS）來計算其措施的貨幣價值，并以此為尺度，逐步予以削減。

　　由于“綠箱”政策無需減讓，且與我國農業可持續發展的要求一致，因此我國應加大對“綠箱”政策措施的保護力度。與價格保護造成國家巨額財政負擔相反，這些措施不需要大量的財政支出，但是它的“外部經濟和社會效益”卻很大，能夠降低農業的綜合生產成本，提高生產水平，提高農產品的國際競爭力，從而實現對農業良性和持久的保護。

　　事實證明，在農業生產領域，知識與科技已成為最重耍的因素，在生產中起著決定性作用。只有堅定地推動新的農業科技革命，才能有效化解由于降低關稅等措施帶來的沖擊。因此，我國應加大對農業科研的投資力度，逐年盡快將政府對農業科研的投資增加到農業GDP的1.5％～2.0％，將政府對農業技術推廣的投資增加到對農業科研投資的2倍～2.5倍。國家對促進高新技術產業發展的稅收優惠政策，應該同樣適用于高新農業科技開發企業。

　　在“黃箱”政策方面，雖然我國只有485億人民幣的支持空間（我國今后對農業的支持水平不能超過1986年～1988年平均農業生產總值的10％，約485億人民幣），但是，這一數字與我國目前的實際支持水平相比，還是可觀的。今后的重點是加大農產品價格支持和農業生產資料補貼力度，在深化農產品流通體制改革的基礎上，調整農產品價格支持補貼結構，提高補貼效率。尤其是應借鑒國際經驗，逐步減少對流通環節的補貼，把支持與補貼的重點轉向農業生產者，從而不斷改善和提高農業生產能力。

　　四、完善農業保障體系

　　從發達國家的經驗看，農業保險已成為WTO框架下世界農業政策的重要走向之一。我國是一個農業高風險國家，加入WTO后，我國的農業風險尤其是經營風險會加大。為了抗御農業的各種風險，減少農業生產的不穩定性，保障農戶收入和生產發展，建議應建立符合我國國情的農業保險制度和體系，充分發揮農業保險在農業保護方面的作用。不管選擇哪種保險模式，都應采取以下措施：第一，將農業保險納入農業總體發展規劃，加強農業保險立法；第二，改革現行的農業保險體制，成立政策性的農業保險公司；第三，逐步建立農業保險專項風險基金。

　　五、加強農業稅改革

　　筆者認為，我國農業稅的改革應當分兩步走：第一步應先進行農村稅費改革，切實減輕農民負擔；第二步是在此基礎上，推進農業稅制的全面改革。

　　據有關資料分析，與其他國家比較，我國農業成本最為突出的有兩個方面，一是農民負擔的稅費所占比重過高（農業稅、期間費用和成本外支出三項合計約占19.1％）；二是人力成本過高（約占32.80％），而農民的平均農業剩余微乎其微。加入世貿組織以后，農產品價格還要下跌，農民收入增長滯緩，因此，建立在剩余分配上的稅費制度的基礎是薄弱的。為此，作為加入WTO后政府支持和保護農業的重大舉措，近期應切實免除由農民負擔的各種不合理收費，凡應由政府支付的，一律不再向農民攤派。按照公共財政理論，政府機關行政管理支出和義務教育支出均應由財政安排，并由財政開支，同時還應取消農村教育集資等向農民征收的行政性收費。在此過程中，應最大限度地減少鄉村“吃黃糧”的人員，并改革村提留征收和使用辦法，調整農業稅、農業特產稅的有關政策。

　　筆者認為，現代農業稅收體系，應該由“土地使用稅＋土地增值稅＋所得稅”組成，規范稅制中的收入和扣除項目，并確定相應的稅收優惠政策。《農業稅條例》是由全國人大通過并頒布的，該稅法的修訂應盡早列入全國人大立法議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