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對香港應用作業成本法情況的研究

　　我們于1999年對香港地區應用作業成本法的情況進行研究，采用信函調查表的形式對810家公司（包括上市公司和CIMA－the HongKong branch of the chartded institute ofmangement accountants中的非上市公司）進行了調查，致函給每家公司財務總監或負責財務方面的經理。反饋回90份有效的調查表，反饋率為11％，其中包括47家上市公司和43家非上市公司（見表2）。在90家公司中有10家已經使用作業成本法（4家上市公司和6家非上市公司），另有4家（2家上市公司，2家非上市公司）即將打算實施。調查表的設計涵蓋一些使用作業成本法的細節、使用作業成本法的經歷和公司的基本情況等。從反饋的信函發現，在使用作業成本法的公司中平均使用年度為四年，很顯然大量公司接觸作業成本法的時間還不長。在沒有使用、暫時也不打算使用作業成本法的76家公司中有37家知道作業成本法知識，有39家知之甚少。

　　1、使用作業成本法的行業情況和規模結構

　　行業因素對實施作業成本法的影響（由于調查數量有限，排除個別行業（使用數=總數》。公用事業的使用率比其它行業都高，這點和工業制造企業使用作業成本法程度較高的假設并不相符（工業企業通常被認為是自動化程度較高，具有使用作業成本法的優勢）。

　　2、作業成本法的使用者和非使用者的比較 

　　給出使用者和非使用者規模的比較，三個測量規模的標準（員工、銷售量和總資產）都顯示使用作業成本法的公司規模上都大于沒有使用作業成本法的公司。這一點和Ask and Ax（1992）、Bjornenak（1997）、Bright et al（1992）、Chung er al（1997）、Drury and Tayles （1994）、Innes andMitchell（1995）等的觀點一致。規模較大的公司對信息有更大的需求（基于大公司本身的復雜性），其本身又是一個信息的中心，有更多的資源來實施作業成本法。Bjornenak（1997）認為作業成本法的傳播采用一種分級目錄擴散的方式，首先在大公司應用，繼而向小公司擴延開來。

　　（2）產品的多樣性

　　Bjornenak（1997）認為使用ABC的公司可能有更多的產品線。量大且種類繁多的產品其成本分配比只有少數或者一種品種的產品困難。Bjornenak（1997）歸納了兩種衡量產品多樣性（Product diversity）的標準，即定制化產品的程度和產品的數目。我們采用一種類似的歸類方法。問卷詢問被調查者所擁有產品線的數目。如表3所示，使用ABC的公司比非使用ABC的公司擁有更多的生產線（551條對297條），標準方差較高，然而，統計上的區別并不顯著。我們同樣向調查者詢問他們定制化產品占總數的百分比（針對特定的顧客規格）。在表3中使用ABC的公司其定制化的比例也較高（59％＞45.36％），但和非使用者的差距并不大。表3的結果顯示產品的多樣性和使用ABC之間正向關系的方向性支持在統計上并不顯著。Bjornenak（1997）認為定制化和使用ABC之間成正向關系，但在實證研究中卻發現了統計上的負向關系。他解釋這種現象是因為較高的定制化產品對公司而言太復雜且昂貴，還不如使用傳統的會計方法。

　　（3）競爭的壓力

　　Cooper和Kaplan（1991）認為當公司內部競爭程度比較高的時候，作業成本法將會發揮重要的優勢。高度競爭性的產品由于盈利較少更需要精確的成本信息來確定真實的盈利情況。我們按照 Bjornenak（1997）使用下述兩個標準來衡量競爭情況。（1）詢問被調查者其競爭伙伴的數量。（2）銷售額中出口的數量（因為出口市場比境內市場的競爭更強）。從表3中看出，盡管使用作業成本法的企業比起沒有使用作業成本法的企業面對更多的競爭者（平均數是213對170），但它們之間的區別并不顯著。對于出口額而言，有類似的情況。Bjornenak（1997）同樣發現在使用作業成本法和沒有使用作業成本法企業中在競爭壓力方面的差別在統計上并不顯著，與此相反的是，Chung et al（1997）發現激烈的競爭有助于企業使用作業成本法。

　　（4）成本結構

　　作業成本法和傳統的成本計算的一個重要的區別在于對間接費用（制造成本）的分配上。如果企業的制造費用很高的話，使用作業成本法會比較有效。Bjornenak（1997）發現高的制造費用和使用作業成本法之間呈正向關系。但我們研究的結果與此相反，顯示了使用作業成本法和非使用作業成本法企業在成本結構中的差異，兩者的平均百分比很接近，在統計上沒有顯著區別。所以說在香港，成本構成中制造費用比例較高并不是使用作業成本法公司的顯著特征。

　　3、實施作業成本法的動因

　　問卷調查表詢問了實施作業成本法的動因和實施的經歷。實施作業成本法和打算實施作業成本法的企業只有14家，有作業成本法使用經歷的只有10家。由于樣本容量較小，討論有關實施作業成本法的動因和經歷比較有限，正規的統計假設檢驗不可行。 

　　調查表調查了實施作業成本法的動因，將其重要性劃分為10個等級：“1”代表不重要，“10”代表很重要。如表4所示，使用作業成本法獲得了“更為準確的成本信息”這一項擁有最高的分值，說明其在使用作業成本法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改善經營過程”同樣也是一個重要的因素。作業成本法可以把成本追溯到各作業上，并有效識別在運作過程中的缺憾，使非有效的過程變得有效。一些公司用作業成本法來進行產品定價和產品組合，該激勵因素的重要性為6.92。作業成本法同樣可用來作資源決策，該激勵因素的重要性為5.11。

　　4、實施作業成本法的支持

　　我們還調查了實施作業成本法是從哪些部門獲得支持，把反應結果劃分為10個等級?！?”表示低的重要性，“10”表示高的重要性。如表5所示，盡管作業成本法是一種成本計算方法，但會計和財務部門并不是支持作業成本法實施的重要力量來源。有可能一些會計人員認為作業成本法是對他們已經建立起來的工作構成威脅。更值得注意的是，會計和財務部門比起其它部門較少使用作業成本法的數據。該結果和表4的“作業成本法的主要動因是完善產品成本信息”的結論有悖。

　　5、設計和實施作業成本法中遇到的困難

　　作業成本法是一項比較耗時和復雜的體統（Armitage和Nicholsom 1993；Chung et al 1997），鑒于此，我們對一個作業成本法實施時各階段進行了評價。把各階段標識為10個等級：“1”表示不困難，“10”表示非常困難。表6顯承了研究的結果。實施作業成本法最困難的是為系統收集資料。為新的作業、產品、組織機構調整作業成本法的實施細節同樣是一項困難的工作。將作業成本法融入現行的會計系統也是一項有挑戰的工作，需要補充新的熟練的技術人員。根據調查顯示，標識作業成本庫和確定成本動因被認為是作業成本法組成因素中最簡單的，這一點和Armitage和Nicholson（1993）的結論剛好相反。
　　
　　6、對作業成本法的滿意程度

　　作業成本法的使用者被調查是否對新系統滿意。如表7所示，在使用作業成本法之前，通過對6個特征的描述（業績表現、成本削減、過程改善、成本信息、定價策略以及資源決策），反映公司對傳統的成本計算方法持有較低的滿意程度。在使用作業成本法之后，除了資源定價方面外，其它方面都獲得了顯著提高，幾乎提高了100％。盡管反饋者的數量不多，但在滿意程度增加的幅度上確實引人注目。Swenson（1995）同樣發現了美國制造企業在成本系統上的重要改善。

　　7、不采用作業成本法的原因

　　針對不實施作業成本法的企業，我們調查了不實施的原因（1=因素不重要， 10=因素很重要），如表8所承?！叭鄙僮銐虻呐嘤柸藛T”是不實施作業成本法的一個重要因素。對現存會計系統的滿意和缺少來自上層的支持也是重要的原因，這個原因和Chunget al的結論一致。被調查者同時反映安裝實施可能需要很多的時間。

　　四、結論

　　作業成本法在過去10年中受到了廣泛的關注，新型的咨詢公司已經擴展了作業成本法的應用范圍并研發出相應的軟件，極力將這種服務推向市場，推銷給現有的和潛在的顧客。“作業成本法”也成為大學會計課程中必須掌握的內容。本文的研究目的就是調查作業成本法在香港的實際應用情況。迄1999年為止，作業成本法的使用并不是很廣泛，在被調查的公司中，有11％的公司已經使用作業成本法，5％的公司打算使用。其中一個問題是：會計方法的定義，有的公司使用的會計系統非常類似作業成本法，但他們不叫作業成本法，而自稱為使用作業成本法的公司可能使用傳統的成本庫和成本動因，所以在調查表的設計中，對作業成本法的細節都有較為詳盡的提問，以防止由于定義而造成誤解。
　　
　　對香港應用作業成本法情況的研究表明，大量公司接觸作業成本法的時間還不長；公用事業的使用率比其它行業都高，這點和“工業企業使用作業成本法程度較高”的假設并不相符；使用作業成本法的公司在規模上（員工、銷售量、總資產）都顯著大于沒有使用作業成本法的公司；而產品的多樣性以及競爭壓力和作業成本法使用上的正向關系在統計上并不顯著；制造費用比例較高在香港并不是使用作業成本法公司的顯著特征，在統計上使用作業成本法的公司和沒用使用作業成本法的公司，其成本結構也沒有顯著的區別；獲得更為準確的成本信息成為實施作業成本法的主要動因，改善經營過程同樣也是一個重要的因素；但奇怪的是，會計和財務部門并不是支持作業成本法實施的主要部門和主要使用者；實施作業成本法最困難的是為系統收集信息；令人欣慰的是，使用作業成本法后，除了資源定價方面，業績表現、成本削減、過程改善等方面都獲得了顯著提高；缺少足夠的培訓人員是不實施作業成本法的一個主要原因。
　　
　　由于樣本數量有限，實證研究顯得有些有限，所以我們只是一個探索性的研究，用Bjornenak的話來說，香港是一個信息的集散地，在作業成本法方面，其研究潛力還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