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體會計準則體系化有兩層含義:一是指各項準則之間確保在內在邏輯上沒有沖突，即協調性;二是指所有的準則能覆蓋各種現實經濟業務，即全面性。本文僅就后一種含義作以下探討。 
　　
　　一、具體會計準則是否應當有一個體系 
　　
　　具體會計準則之間應當具有協調性，這容易理解。但是，西方發達國家和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IASC)制定的會計準則都不甚注意其全面性。通常隨著經濟業務的變化逐項制定準則，且所有的準則都一字排開，沒有嚴格分類。例如，作為現代會計準則的起源地，美國已發布了I00多項"財務會計準則公告(SFAS)"，內容也較詳盡，但規格不一一，問題零散無序。至于美國財務會計準則委員會(FASB)的兩個前任機構所發布的會計準則，則被批評為前后不一貫，缺乏協調性，更談不上全面性。我國財政部認為，由于有長期制定會計制度的經驗，又有國際上的經驗教訓可以借鑒，已有條件在--個更高的起點上，對具體準則作出系統設計，使其形成一個相對嚴密的體系。我國的準則作為一個體系，主要表現在按照報表項目分類立項，力求所有項目能涵蓋三張基本報表。 

　　筆者認為，為了確定立項的思路和線索，追求一定程度的完整性是可以理解的，但并不是有體系的準則--定優于無體系的準則，成體系化與否并非評價準則質最高低的重要標準。由于現代經濟飛速發展，新興的企業組織形式、新興的經濟業務層出不窮，具體會計準則的體系只能是動態的、相對的。應該看到，在體系上的中外分歧，實質上體現了中西兩種不同文化、不同思維方式的影響。中國文化注重整體觀、主張"一而多"，而西方文化則強調個體和機械式組合。對于不同文化，很難簡單地斷定其優劣，最好是兼收并蓄。進一步看，具體會計準則的體系化程度，實際上反映了理論上追求完善與實務中種種困難之間的矛盾，也反映了準則建設長遠規劃與現實急需項目之間的矛盾。解決這些矛盾，需要在不同環境條件下權衡利弊，有所側重。如果說，1994年至1996年發布準則征求意見稿時，我們側重于理論完善和長遠規劃，而目前正式發布的具體會計準則則側重于現實急需，現在的問題在于，必須防止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 

　　二、如何對具體會計準則分類 

　　對具體會計準則進行分類，是體現其體系化的一種重要方法。一般認為，具體會計準則可分為三類:一是各行業共同經濟業務的準則，二是有關特殊經濟業務的準則，三是有關會計報表的準則。也有提出按"一般(或通用)會計準則"和"特殊(或專用)會計準則"兩個系列分類的意見。 

　　筆者認為，具體會計準則分類宜粗不宜細。否則，有的準則項目可能既可歸為此類，又可歸為彼類，而"此"與"彼"區分的實際意義并不大。而且，特殊行業、特殊經營方式、特殊企業組織形式等，實際上是特殊經濟業務的表現形式。在不同的"特殊"企業中，也并非所有經濟業務都特殊。比如，對于應收、應付款項的會計核算，在銀行保險業(特殊行業)或合伙制企業(特殊的企業組織形式)還是與一般企業相同。因此，僅將具體會計準則分為通用準則和特殊準則兩類即可。 

　　三、如何確定具體會計準則立項的原則 

　　準則立項直接關系到準則的體系化。在準則制定之初，財政部會計司確立了"先一般后特殊、先急后緩"的立項原則。另一方面，對于我國法律沒有作出規定、或規定不允許的業務，如應收款的出售等，具體會計準則暫不涉及。有關學者通過問卷調查發現，"先一般后特殊、先急后緩"的立項原則本身是矛盾的，可取的只是"先急后緩"的立項原則。從西方發達國家和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IAsc)的準則立項來看，也遵循了這樣的原則。我國正式發布的具體會計準則同樣體現了"先急后緩"的原則。 

　　從理論上講，按照"先急后緩"原則立項，既容易導致忙中出錯，也可能影響各項準則的協調性。但是，我國近年來經濟發展相當迅速，幾乎有些出人意料。尤其是資本市場的擴展，出現了許多新的會計問題，如資產重組、交互持股、資產減值等，都要求盡快加以解決。為了適應現實需要，采取"先急后緩。的立項原則也是一種無奈之舉。 

　　例如，針對開放邊境貿易，財政部曾打算制定一個"易貨貿易"準則。后來，市場經濟迅速發展，出現了大量的資產置換、股權交換等經濟業務，財政部只好對易貨貿易準則加以擴張。在制定發布的(企業會計準則非貨幣性交易)中，對非貨幣性交易采取了狹義的定義。在交易對象上，它僅指非貨幣性資產，不包括勞務和非貨幣性負債;在交易性質上，僅指互惠性的轉讓(即交換「不包括非互惠的轉讓如捐贈和受贈非貨幣性資產「這多少體現了該準則應急的性質。為了規范實務中越來越普遍的、以非現金資產抵償債務的會計核算，財政部只好又以財會字[1999]43號文件對此專門作出了規定。試想，如果當初不急，而將非貨幣性交易準則的有關問題考慮得更為全面周到，那自然會更好一些。 

　　應當指出，美國在早期也曾經歷過"救火式"階段。但我國情況與之相比，既有相似，也有不同。相似之處有二:一是環境壓力，二是理論滯后。其不同之處有三:第一，美國早期的準則制定以實務中既存慣例為基礎，是從無到有，而我國是從制度到準則。第二，美國準則制定機構需要面對來自多方利益集團的壓力，有時可能不得不放棄自已的意見。而我國政府具有絕對權威，各方利益集團均不足以對準則制定產生實質性的影響。第三，更為重要的是，美國的準則制定在先，已有幾十年的經驗。而我們可以充分發揮"后發優勢"，避免重蹈覆轍。總之，盡管我國目前也在"救火"，但"火警"的級別與美國當時有差異。我們既有必要、也有可能盡快她從"救火"中跳出來，力求制定出邏輯嚴密、前后一貫、廣為接受的具體會計準則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