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價值運動是實物運動的反映，價值管理是企業管理的精髓

　　新制度經濟學中的企業理論認為，企業是各個相關利益主體一組契約的集合。企業的產生來自于各個相關利益主體要素的投入，各利益主體之所以投入，是因為各種不同的要素組合在一起后通過一定形式的經營運轉會產生相應的回報。正因為利益主體重視要素投入的回報，于是產生了如何衡量要素投入與產出的問題。比如資本、技術、勞動力和土地是企業不可或缺的要素，但這些要素在形式上表現為多樣性，在實質上表現為多質性。因此衡量這些要素投入與產出就需要有一個統一度量的標準，而用貨幣來度量就使各種要素的投入和產出表現為一種價值形式。由此可見，在企業從組建到運營直至破產的整個過程中，一方面表現為各種不同要素通過人的行為而形成一種實物運動過程，另一方面表現為各種不同要素的一種抽象價值運動過程。實物運動管理是各個主體對要素具體的管理活動，而價值管理是對實物管理的反映。

　　1985年美國學者邁克爾。波特指出：企業從事的價值活動與其他物質上和技術上的活動有明確的界限。企業之所以進行生產經營活動是為了使產品和服務被買方接受從而實現其價值。各個要素投入主體重視實物運動管理的根本原因是為了更多地創造和實現其價值，實現價值的大小會影響其各自分得利益的多少。價值管理和實物管理是兩條同時并行的主線，價值運動存在于企業經營活動的各個方面，筆者將價值管理的內容歸結為產品勞務價值、品牌價值、技術價值、人才價值、信息價值等多個方面。當然，在價值運動中，企業并不只擁有一種要素而進行價值創造活動，這決定了價值創造主體的多元性；但企業也并非認為各種要素同等重要，哪種要素越稀缺，哪種要素就在價值創造中越重要，擁有這種要素的主體就是企業價值創造的核心主體。

　　綜上所述，企業是各個要素主體通過契約而組成的，要素的投入和產出過程同時也表現為價值運動的過程，而衡量投入和產出的標準為價值。既然價值運動反映實物運動并存在于企業運營的始終，價值運動又會最終影響到各個利益主體的利益大小，因此價值管理應該是企業管理的精髓，它指導和協調著各種實物管理。

　　二、價值循環是價值管理的主線，會計政策選擇貫穿于價值循環的始終

　　一般來說，企業價值的運動過程可以表現為創造價值（進行生產活動）、實現價值（銷售產品和服務）和分配價值（制定薪酬、股利分配政策）三個主要環節。由于企業是持續經營的，創造、實現和分配價值對于同一個時點又都存在，因此，價值管理的三個環節在時間上是繼起的，在空間上是并存的，價值循環運動是貫穿價值管理始終的一根主線。而對價值的確認、計量、記錄和報告正是會計的基本業務活動，會計政策是進行這些活動的行為規則。選用不同的會計政策會影響到價值的確認和計量，進而會影響到相關利益主體分配利益的多少。

　　1.價值創造中會計政策從總量和結構上影響要素投入的確認和計量。價值創造的過程就是投入并使用要素的過程。不同類型的企業，其投入產出運作方式有所不同。如生產型企業是通過要素投入形成必備的各種資產，通過對這些資產的經營管理而實現資產的保值增值，從而使要素的產出大于投入。對于投資型企業，可能是以貨幣資本、實物資本或虛擬資本（如技術、品牌等）等要素直接投入到其他經營主體或通過中介機構間接投入到其他經營主體，從而實現要素的產出大于投入。但不管哪種類型的企業，首先面臨的是如何對各種投入要素進行經營管理，從而創造出價值。創造價值是實現價值和分配價值的基礎。

　　要素投入后作為一種參與價值創造的資源得到反映（表現為資產），同時也要反映這些要素的來源（表現為權益）。因此，反映這一活動過程的信息通過資產負債表的形式披露出來了。按照邁克爾。波特的觀點，對于這些要素的成本費用管理成為價值管理的一項最基礎的工作。企業每項價值活動的成本包括：外購經營投入成本、人力資源成本、資本化費用等。在成本管理中，企業必須將以上成本分攤到價值鏈的各項價值活動中去，分攤的目的是產生一個反映成本分布的價值鏈，比較各價值活動的成本的分布，從而找出改善成本的突破口。

　　問題的關鍵是，對于成本費用通過什么樣的標準來確認和計量。確認是確定某要素是否參與某一時期的價值創造、它是否要計入資產，這就牽涉到是否反映這一要素擁有主體的權益，從而會影響投入價值結構的分布。計量是確定用什么標準來認定某一要素價值的大小，它表現為計入多少金額的資產，這也牽涉到反映這一要素擁有主體權益大小的問題，會影響到投入價值的總量的大小。而決定要素確認和計量的標準就是相關會計政策。不同會計政策的選擇會影響不同主體利益的確認和計量，因而會計政策的選擇會影響到各個要素主體的利益。因此會計政策在形式上表現為會計處理過程的一種技術規范，但其本質是一種各要素投入主體利益的博弈規則和契約安排。

　　既然創造價值是各要素投入主體共同作用的結果，那么確認和計量這些投入要素、記錄某一時期創造多少價值的會計政策當然應由這些價值創造主體共同來決定。但也不是所有會計政策都要共同來決定。某些特定企業應該由參與價值創造的核心主體來主導會計政策的選擇。

　　2.價值實現中會計政策從時間上影響要素產出的確認和計量。價值實現是指企業創造的價值被市場認可并接受，從而完成了要素投入到要素產出的轉化。由于創造價值有兩個基本目標：一是保護好投入要素的已有價值，二是創造出投入要素的新增價值，因此價值實現也要圍繞這兩個目標進行。

　　那么，對于價值實現的內容如何確認和計量，它關系到創造的價值在每一時期如何分配、實現多少的問題，進而會影響到下一環節價值分配的總額；它是實現各個要素投入主體價值分配的保障。價值實現通過利潤表表現，但不同會計政策的選擇會影響收入和成本確認的時期和確認的多少。如收付實現制和權責發生制的選擇；關于銷售確認的標準就會影響價值在當期是否實現；存貨不同的核算方法影響已銷和未銷存貨的價值；不同折舊方法可以影響不同時期費用確認的多少。

　　3.價值分配中會計政策影響到各利益主體分配的多少。各個要素主體參與價值分配，具體表現為所有者得到資本收益、經營者得到薪酬、工人得到工資和獎金、政府得到稅收、債權人得到本息等。價值分配可以契約的形式來確定，一方面對于非完全契約（如規定經營者根據經營凈利潤的一定比例獲得報酬），某個利益主體能分配到多少價值具有不確定性，這受到會計政策選擇對確認、計量當期經營業績的影響，例如某種會計政策選擇使當期凈利潤增加，則經營者和政府受益，而所有者收益可能相對減少。另一方面，即使對于完全契約（如規定按一定利率對債權人還本付息），價值分配能否實現也存在不確定性，例如某種會計政策選擇會影響資產和負債確認的多少，進而影響流動比率、速動比率和利息保障倍數的大小，這些都影響到還本付息的實現。

　　價值管理中價值創造、實現和分配是一切行為的結果。會計政策選擇本身并不會創造多少價值，但它可以間接影響到各種價值的確認計量和各個主體分配的多少。

　　三、價值分配是價值管理的重心，會計政策選擇是影響價值分配的主要因素

　　創造價值、實現價值最終是為了分配價值，各個要素投入主體通過契約組成企業的最終目的是收回投入并有剩余。因此，各個要素投入主體組建企業并非是為了創造價值，創造價值只是手段，終極目的是得到要素的產出價值。從三個環節的關系來說，價值分配對各個要素投入主體具有激勵作用，各個利益主體之所以努力創造價值，根本動因是看到了價值分配的實現程度，它影響所創造價值能否實現和實現多少，因此價值分配是同一階段創造價值、實現價值的希望所在；同時，這種激勵作用又影響到企業下一個階段是否繼續運行和運行的好壞。若本階段某些要素投入主體所分配的價值沒有獲得或獲得不公，則會影響下一個階段的價值創造和價值實現的多少和好壞。價值分配也是下一個階段創造價值、實現價值的動力所在。故價值分配自然是價值管理的重心。

　　價值分配是根據各個要素投入主體所達成的契約進行的，而會計政策正是這些契約的組成部分。首先，會計政策作為一種契約，它的制定和執行不再是純技術性的規范，而是各個要素投入主體相互博弈的對象和結果。Stephen.Zeff（1978）首次提出會計政策具有經濟后果，這種經濟后果會影響到各個要素投入主體價值分配的多少與好壞，各個要素投入主體往往借助于形式多樣的會計政策選擇與博弈來實現對于自己最有利的經濟后果，即最有利的價值分配。其次，會計政策是一個體系，有多樣性和差異性。不同政策的采用會導致對會計對象（要素）的不同分配。經濟后果表現為兩種：一種是由于會計政策的選擇導致的直接的經濟后果，一種是間接的經濟后果即會計政策變更影響會計信息，而會計信息又是各個利益主體決策的依據，因而會計信息對決策造成經濟后果，導致經濟利益的不同分配。

　　由此可以看出會計政策選擇是價值分配的影響因素，而價值分配是企業管理的重心，那么影響價值分配的會計政策選擇當然要引起各個要素投入主體的高度重視。

　　四、在價值管理中會計政策選擇權的歸屬問題

　　從以上分析可知，會計政策選擇始終貫穿于價值管理的三個環節中，并對其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在價值管理的三個環節中，首先要對各種投入要素的經營成果確認和計量。確認和計量其實也是一種核算活動，通過這些核算提供給各個要素投入主體一種關于價值運動的信息。同時，由于各個要素投入主體并非直接參與價值核算，這就存在信息不對稱的問題。如何使核算過程保持客觀公正，提供相關和可靠的會計信息，這就要求會計核算過程中還有監督（控制）的職能。但是，核算的前提是要有確認和計量的執行標準，而這些執行標準的制定也就是會計制度的制定和會計政策的選擇。而且監督是根據既定的信息披露標準進行合法性和公允性監控。既然會計政策是核算和監督的基礎，而會計政策選擇實際上是各個主體利益博弈的過程，這種博弈就反映出各個主體間社會關系的調節，它貫穿于價值管理的始終。會計政策選擇的主體應該是誰呢？這是一個值得探討的問題。

　　現在我國會計制度的制定是在政府部門的主持下征求各界意見后頒布執行的，同時給予各個企業一定的會計政策選擇空間，但有關法律規定了企業具體會計政策的選擇權最終由股東（大）會批準執行。應該說，這些程序的制定考慮了我國的現實情況，具有執行的針對性和可操作性。但是，根據以上分析有兩個問題值得商榷。

　　1.統一會計制度制定權的歸屬。會計信息是為相關利益主體的決策服務的，而信息披露要遵循一定的規則，不同的規則不但影響信息披露的程度，更會影響利益的分配格局。因此，掌握信息披露規則的制定權非常重要。誰掌握主導權意味著這一個利益主體占主導地位。在我國，一直以來是國有經濟占主導地位，國家是會計工作的主要服務對象和會計信息的主要使用者，所以會計準則制定以政府為主導。黨的十六大以后我國經濟環境發生變化，政府鼓勵發展多種所有制經濟和改革投融資體制，經濟總量中民營經濟的比重在提高，投資主體逐步實現多元化，融資方式也實現多樣化，而會計信息的需求主體已不僅僅是政府部門，因此，會計準則的制定權相應要隨客觀環境的變化發生轉移。

　　會計制度的制定要考慮各個利益相關主體的利益，它本身是利益主體博弈的結果，那么由某一個利益主體來指導和控制其制定是有失公允的。例如政府由于稅收的影響也是一個重要的利益主體，由其制定會計制度難免因利己動機而忽略其他利益主體的利益。由此制定的會計制度統一強制執行，會遭到其他利益主體的抵制。既然存在利益驅動，那么提供不真實的會計信息就難以避免。雖然理想的做法應由獨立的第三方組織來制定，但考慮到目前現實，至少應該擴大股東、債權人和經營者代表的比例。

　　2.企業具體會計政策選擇權的歸屬。統一會計制度給每個企業一定的會計政策選擇空間是可取的，問題是這種會計政策選擇的最終決定權究竟應該歸誰。前面已經分析了這種選擇會影響到各個利益主體價值的分配，那么其決定權顯然不能由某一個主體來決定。筆者認為，應該根據投入要素在企業價值創造中的重要程度來決定。如果某一要素投入主體居于價值創造的核心地位，會計政策的選擇就要在考慮其他主體意見的基礎上由他來主導（比如股東）。但我國現行法律規定會計政策選擇的最終選擇權歸股東（大）會，這就只賦予了股東有會計政策選擇的權利，這對其他利益主體則有失公允。比如在那些資產負債率比較大的企業，事實上此時股東的權益已經小于債權人，而會計政策的選擇權由股東決定可以想像很難維護債權人的利益，甚至于借會計政策選擇來操縱公司資產狀況和調節利潤，從而給侵害其他主體的利益開辟了合法的通道。筆者認為，若資產負債率較高，這時債務資金是企業投入要素中比股權資金更稀缺、重要的要素，因此債權人理所當然要參與會計政策選擇并居主導地位，這樣才能從機制上保證切實維護債權人的合法權益。因此筆者建議關于企業內部會計政策選擇權的歸屬應形成一個動態機制，當資產負債率低時可由股東（大）會決定，而當資產負債率較高時要由股東和債權人共同決定，這也體現為一種相機治理。當然，當人力資源要素在企業中最為稀缺和重要時，人力資本所有者也應該參與企業內部會計政策的選擇。一句話，不同會計政策選擇會影響到不同主體價值創造、實現和分配的多少，應該在某方主導下共同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