討論者：威廉姆斯北卡羅萊那州大學

　　人們經常把安然事件作為一個奇聞，有個案例研究認為安然是美國財務報告制度缺陷多多的典型例證。安然運用眾多的詭計來創造收入，隱藏負債的手段被用來作為原則基礎的財務報告制度比規則基礎的財務報告制度來得優越的例證。也就是說，國際會計準則要比美國財務會計準則優越。使原則基礎的制度令人向往的特征是原則必然地將焦點指向經濟事項的實質。而規則基礎的制度更傾向于關注“法律條文”

　　作為眾多被用來表明注重實質的原則比注重形式的規則優越的例子之一，安然有效地（暫時）使用了大量的特殊目的實體，特別是RaptorSPEs，來隱藏債務。因為他們在技術上有目的地利用了準則的缺陷，將這些特殊目的實體排除在安然對外公布的財務報表之外。在Power's的報告中，這些眾多的交易的復雜性應該引起安達信對交易實質的關注，而非僅僅復核他們是否在技術上遵守了合并準則的規定，這些SPEs應該被合并。應該報告這些關系的實質。其他例子也一樣。安然的收入確認是作者用來證明規則的存在是如何導致信息的披露運用法律形式重于實質的原則，以及重大的財務報表誤報的另一個特別引人注目的例子。特別是嫻熟運用了FASB關于逐日盯市的準則來確認收入。

　　原則基礎的制度真的能有效運作嗎？難道歐洲沒有會計舞弊事件嗎？國際會計準則比美國財務會計準則的優越性得到證實了嗎？最少應該找到歐洲已經避免了安然丑聞的證據，并且的確是以原則基礎的制度在起作用。即使有這樣的證據，也還存在文化差異的因素，比如，原則基礎的制度在歐洲能行得通是因為歐洲有不同于美國的人文環境。如果原則基礎的報告在美國試行，結果可能是出現比規則基礎的報告更加災難性的后果。

　　不應忽略的一個本質問題是原則基礎的指南怎么能在沒有原則的行業手中變得可行？僅因為規則沒有強迫專業的會計師僅接受它創造的形式嗎？如果安然將特殊目的實體進行合并，安達信沒有任何理由能拒絕在安然的報告上簽字。如果財務報告在實質上不正確審計師一般可以辭去審計任務，這是準則的實質。在每個規則的背后都有對經濟實質的做出理解的原因，即使對實質的理解是虛假的。只要四大這樣的專業會計機構保持現在的執業文化，世界上的所有原則不會導致更好的報告產生，如果安達信操縱規則讓安然誤報自己，想象一下僅有一個原則來劃定邊界的話會出現多少富有創造性的對策。

　　對實質問題的本質也有這嚴重的理解問題。在會計師的判斷中，實質是可以理解的，但是，經濟實質本身不是一個象圓周率一樣的常數，而是一個有爭議的領域。財務報告的基本原理是根植于一個重要的“自由市場神話”之中的，至少在美國是這樣。人們對實質的信心很大程度上是來自于新古典經濟學。其實，FASB最近制定的多數準則反映出了經濟實質這個神話。比如：安然創造性地濫用了的公允價值規則就是基于公允價值是一個沒有經過驗證的概念。許多經濟實質不是獨立于社會結構之外單獨存在的。比如，在美國會計師沒有任何保留地接受公司是一個具有憲法權利的自然人。因為公司塑造了只看重利潤而不是政治權利的在文化。會計師認為公司和個人一樣具有自然財產權（他們對這些權利的要求也存在問題），會計中的收益模型將公司與他們的股東一樣對待（但法律上卻斷然不這樣對待）。

　　有時實質是一種遠景，比如，互聯網曾使美國經濟受益菲淺，它似乎提高了大多數公眾公司的盈利能力。然而，是誰對互聯網的產生給予過資助？美國的納稅人，在使用互聯網賺取利潤的公司中享有的權益并沒有反映在公司的財務報告上。難道以公共投資方式給予斯人企業的大量的津貼不具有經濟實質？（試想我們的石油和汽車行業在納稅人不消費、或沒有持續消費和巨額的高速公路建設資金的情況下會是什么狀況），實質是一個悖論，是一個意識形態領域的備受爭議的領域。安然崩潰并不能說明實質已經戰勝了形式。但可能因為對會計師自身的實質的一個可悲的誤解。實質和形式的區別也不是十分清楚。形式可以很容易地演變成實質。比如：凈利潤的實質可能僅比我們賦予它的形式多一點點內含。形式自有其演變為實質的方法，這反映在我們對經濟實質是什么的理解之上。

　　我對安然財務丑聞的意義的另類解讀是，安然是19世紀末期美國犯下的眾多錯誤的必然結果。維斯康星州高級法院大法官1873年曾經痛陳：“這里正在孕育著的一股新的黑暗勢力，國家的企業正在聚合成大量的前所未有的公司聯合體，他們正在明目張膽地行軍，不僅為了在經濟領域獲得戰利品，而且企圖操縱政治力量。在我們的現實政治學中，金錢正在形成一股有組織的力量開始作戰。它肆無忌憚、傲慢又專橫。在你的日子里，問題接踵而來。將統治財富和人民，領導金錢和智力，它將充斥著所有的公共位置――受教育的愛國的自由者，或封建制度下公司資本的農奴。”美國人誤用了對法人的第14次修改，賦予了他們生命和人類具有的權利。公司是國家的傀儡，國家賦予了他們生命，因此國家應該為其行為負責。安然的失敗不能概括為一個規則與原則的問題。而是我們錯誤地認為私人審計師是管制公司的方法。審計是管制行為？對國家創造的企業的審計是國家固有的功能。安然是一個為什么審計應該有國家來進行的活生生的例子。你不會雇傭一個私人審計師去審計你的納稅申報表，公司不允許雇傭一個私人的監察員去鑒證其是否遵守了職業安全與衛生條例ASHA的規定。公眾公司的財務報告由私人來審計更是同樣的荒謬。

　　對于學術界來講，安然還有一些重要的意義，從安然事件發生前，發生期間、特別是發生后的觀察，我認為，我們必須努力地去將我們自己從有組織的專業中分離出來。理性地將自己作為一個研究目標，我們必須不將會計看做一種社會功能也不能看做一個排外的有組織的專業領地。作為學者我們不應關心4大明天是否會破產，會計是不是4大唯一的產品，也不是cpa唯一出售的商品。也許對會計最基本的比喻應該是社會財富。二不是有效資本市場的虛假宣傳。學術人員的天性應允許我們去承認我們的局限，會計不能解決SPEs或衍生金融工具報告的問題，或者員工股票期權的問題。會計師不比其他任何人有更多的預測經濟未來的專門技術，基于我們的信任的基礎上的會計準則僅僅使我們看起來像個兜售經濟學蛇油的傻瓜。會計應該繼續作，就如經濟金融化可以沒有限制地前進因為會計有技術有能力去提供需要的技術，能無限地增長，能在現實經濟中孤注一擲。解決類似安然問題已經超出我們的視野，我們應該誠懇地承認這一點。一些問題需要通過立法的途徑解決。也許對衍生品的價值的計量本身就是一個愚蠢的問題，正如沃倫巴菲特所說的，簡單的解決途徑就是某些衍生品應法定禁止。我們的專家和學者應開闊思路，同時把握經濟的實質與政治上的實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