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對鄉鎮企業和國有企業的實證比較分析表明，同屬于公有制的國有企業和鄉鎮企業以及不同類型的鄉鎮企業之間之所以出現較大的經濟效率差異，原因不在于物質資本產權的性質，而在于人力資本產權界定上的差異，尤其是經營者人力資本產權界定是導致兩者經濟效率差異的主要原因。

　　1979年以來，我國鄉鎮企業的工業總產值以年均23.9％的速度增長，遠遠超過全國工業總產值平均11.4％的增長率，被國外學者稱為增長之“謎”。與鄉鎮企業高速發展相對應，作為國民經濟重要支柱的國有企業卻經歷了一個速率遞減的增長過程。應該說，鄉鎮企業產生于國有企業的縫隙之中，但短短20年間，卻在中國工業經濟中由原來微不足道的補充地位，到80年代末和國有企業分庭抗禮，90年代末占據國民經濟的半壁江山。“蘇南模式”、“溫州模式”等一批鄉鎮企業的發展模式一時成為理論界研究的焦點。同時近年來，隨著“蘇南模式”由盛而衰的變化以及“溫州模式”、“橫店模式”的迅速崛起，使人們不禁思考一個問題，即同屬于公有制的國有企業和鄉鎮企業以及不同類型的鄉鎮企業之間緣何產生如此之大的經濟效率差異？經濟學者關于兩類企業經濟效率差異的分析和討論，可謂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而本文則從一個新的角度，即人力資本產權的角度，對企業經濟效率差異的原因作出解釋，以求與經濟學界同仁探討。

　　一、企業經濟效率差異的實證分析

　　本文分析數據均來自《中國統計年鑒》、《中國工業統計年鑒》，以及近年來的有關文獻和統計報告。這些調查統計報告和數據對分析國有企業和鄉鎮企業經濟效率的具體差異性具有相當的權威性和針對性。筆者從利潤率、資本產出率、勞動產出率三個方面對兩者作全面的分析，結果見表1.

　　表1　　利潤率、資本產出率、勞動產出率、單位固定資產實現產值的比較

　　從表1可看出，國有企業的利潤率、資本產出率和勞動產出率均明顯低于鄉鎮企業。除了1989～1990年國有企業利潤率、1989～1991年資本產出率略高于鄉鎮企業外，其余各年的各項指標鄉鎮企業均高于國有企業。特別是在1995～1999年間，鄉鎮企業的利潤率大約是國有企業的4～5倍，資本產出率也是國有企業的2～3倍，這充分表明鄉鎮企業的經濟效率在國有企業之上。兩者的經濟效率差異尤其還體現在勞動產出率的差異上，從表中可知，鄉鎮企業的勞動產出率自1989年起一直領先于國有企業。另外，鄉鎮企業單位固定資產實現的產值也明顯高于國有企業，在1993～1999年的時段上一般是國有企業單位固定資產實現產值的2～3倍。

　　通過上述比較不難看出，在既定的體制空間下，國有企業和鄉鎮企業的經濟效率在很多方面存在差異。為得到一個總體的效率差異判斷，筆者基于柯布—道格拉斯生產函數，對兩類企業分別取虛擬變量（工業總產值、固定資本凈值和職工人數）進行SPSS回歸，可得下式：

　　logY = A+αlogK+βlogL+Di

　　其中，Y為企業的工業總產值，K為固定資本凈值，L為職工人數，Di為校正系數，回歸結果見表2.

　　表2　　兩類企業柯布—道格拉斯生產函數的回歸分析

　　注：SOE，TVE分別表示國有企業和鄉鎮企業。

　　上述回歸結果的R和R2值分別為0.986、0.971（SOE）和0.912、0.831（TVE），而F統計量值分別為135.632（SOE）和19.655（TVE），均具有較強的顯著性，也就是說回歸結果具有較高的可信度。從回歸結果可見，國有企業的α值即資本產出率（0.454）明顯低于鄉鎮企業的α值（0.955）；而國有企業的β值即勞動產出率（0.122）也低于鄉鎮企業的β值（0.125）。之所以勞動產出率的差異性沒有象資本產出率這么明顯，筆者認為關鍵的原因是兩類企業原有員工的素質和文化水平。國有企業員工的技術水平、文化素質都顯著高于鄉鎮企業，因此，員工素質的差異性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兩類企業職工的勞動產出率的差異性，從而造成了回歸結果中兩類企業職工間勞動產出率的非顯著差異性。由上可見，鄉鎮企業與國有企業相比，具有較高的經濟效率。

　　二、關于企業經濟效率差異的若干解釋和理論評述

　　國內外學者從不同角度探討了兩類企業經濟效率差異的原因。韋茨曼和許成鋼（Weizman and Xu，1994）從文化角度出發，認為鄉鎮集體企業的高效率是建立在東方式的合作文化基礎上的。我們認為，文化因素作為非正式制度，對經濟效率會產生一定的影響。但是，與正式制度相比，這種作用是非主導性的。一個社會或一個組織，如果體制安排和機制運行存在重大缺陷，單靠文化因素難以保證其高效運轉，只有在產權界定和制度規范基本合理的前提下，文化因素才會凸現出來。如果東方的合作文化有如此功效，那么中國就不需要體制改革和制度創新，只要把這種優秀文化發揚光大，豈不也同樣可以實現現代化了嗎？再說，一種文化具有明顯的區域性特征，在同一區域內，這種文化氛圍是共同的，其作用是普遍性的，為什么在同一區域內，這種文化只對鄉鎮企業發生作用，對國有企業沒有作用呢？

　　田國強（1995）從市場資源利用角度出發，認為由于經濟的自由度和市場的不完善程度均處于中間狀態，才使得政府行政官員或經濟管理人員在對某些非市場資源的利用方面具有相對優勢，從而使集體所有制的產權安排成為最優。按筆者的理解，這種非市場資源是一種政治資源或政治權利，是在市場競爭不完善的條件下，各級地方政府利用其手中的政治資源來保護、扶持所屬的企業，從而促進企業的發展。即便如此，從非市場資源利用角度來解釋鄉鎮企業發展的高效率具有明顯的暫時性，因為在區域經濟分割比較嚴重的時期，這種政府保護和扶持作為鄉鎮企業發展的外因的確會起到一定的作用，但是隨著市場一體化的逐步形成，如果沒有內因支持，這種外因的作用很難長時間地對鄉鎮企業的發展起到如此大的作用。因此，國有企業和鄉鎮企業之間持續20年的效率差異似乎難以僅用這種暫時性的外因來解釋，這就需要我們從兩類企業的內因去重新思考。

　　張維迎（1996）從委托—代理理論出發，將國有企業的低效率歸因于委托—代理鏈過長，使初始委托人的最優監督積極性和最終代理人受監督下的最優工作努力嚴格遞減，中央政府對國有企業的監督成本巨大，造成內部人控制現象嚴重。委托代理理論是近年來很有影響的經濟學前沿理論，用該理論分析企業經濟效率也確有一定的解釋力。但是，仔細觀察，也可發現許多令人困惑的現象。例如，改革開放前，農村生產隊委托代理鏈條很短，但長期存在著農民“出工不出力”的情況。后來農村改革實行了聯產承包到組，這中間也幾乎沒有什么委托代理鏈，但是仍然沒有搞好。而國際大公司如西門子從母公司到下屬的子公司，員工超過幾十萬，委托—代理鏈條不可謂不長，但是西門子公司卻具有較高的經濟效率。因此，單純以委托代理鏈條的長短帶來的效率損失來解釋企業經濟效率的差異顯得說服力不足。看來，企業經濟效率的差異還存在著深層次的原因。

　　李稻葵（1995）從模糊產權論出發，解釋了在市場不完善、法律體系不健全條件下鄉鎮企業經營高效率的原因。應該說，模糊產權論看到了在經濟轉軌時期產權制度安排的特殊性，也敏銳地覺察到了這種模糊性對于舊體制而言可能更利于企業的生長。但是，問題在于，人們不也總在抱怨國有企業產權關系不明晰、“所有者缺位”嗎？官方確定的現代企業制度改革的第一條標準不就是要產權明晰嗎？那么，為什么模糊的產權一方面是導致國有企業經營低效的原因，而另一方面又成了鄉鎮企業經濟高效的解釋呢？

　　另有學者（Che and Qian，1995）則將鄉鎮企業的產權邊界定義為鄉鎮社區而非企業，認為鄉鎮企業的高效率正是源于社區化的企業運作模式。從行政結構角度來分析兩類企業間存在的經濟效率差異有一定的道理，但也有讓人困惑的地方。既然按照行政結構論的觀點，鄉鎮企業的經濟高效是得益于鄉鎮一級政府的地方保護，那么應該說有中央政府強有力支持并且有明顯政策傾斜的大中型國有企業理應具有更高的經濟效率。但是，實證的數據分析清楚地告訴我們，事實并非如此。

　　上述多種觀點從不同側面對國有企業和鄉鎮企業經濟效率差異的原因作了分析，在不同程度上對企業經濟效率差異的原因進行了把握，給人以啟示。雖然以上學者的分析基本上是從企業、市場、產權和制度結構入手，但還是存在一定的欠缺，并未形成一致性的意見。而且對于鄉鎮企業尤其是溫州模式、橫店模式的鄉鎮企業為何能如此快速發展并保持優勢的原因分析，筆者認為仍然存在一定程度的不足。這給我們留存了對該問題作進一步探討的空間。

　　三、兩類企業經濟效率差異的人力資本產權分析

　　上述分析中，我們并不是在否定產權在企業發展中的重要性，并非是從產權之外或者說企業外圍去尋找影響企業經濟效率的直接原因。筆者始終堅持，產權是企業經濟效率的根本。企業競爭力的根源在于企業內部的組織制度形式，尤其在于企業產權制度的安排。現代企業理論將企業視為一組由物質資本所有者和人力資本所有者共同投資組成的契約集合，因此，企業產權不僅包括物質資本產權，還包括人力資本產權。前述學者對企業經濟效率差異原因的分析大多只看到了物質資本產權的界定，而并沒有分析企業中人力資本產權界定的差異。與物質資本產權相比，人力資本產權的制度安排通過行為規范的建立、權利的界定和激勵約束機制的構建，對經濟主體的行為更具有導向作用和激勵作用。概括地說，物質資本產權界定解決的是所有者和監督者積極性發揮的問題，而人力資本產權界定解決的卻是直接生產者（包括經營者）的經濟行為規范問題。因此，同處于改革時期，同具有產權模糊特點，同屬于公有制的國有企業和鄉鎮企業以及不同類的鄉鎮企業之間之所以產生經濟效率的差異，筆者認為關鍵是鄉鎮企業在人力資本產權界定上比國有企業更加清晰，界定得更加完整和充分，這一點尤其明顯地體現在“溫州模式”和“橫店模式”的鄉鎮企業與國有企業間的比較中。

　　近幾年許多經濟專家所發表的評論反復指出，提供資本或技術并不一定能帶來經濟的發展，束縛著經濟發展的因素幾乎毫不例外地都是由于主管人員因素引起。筆者十分贊同這一觀點。我們認為，影響企業經濟效率差異的主要原因是經營者人力資本產權的界定問題。主要有兩個原因：（1）理論證明經營者人力資本產權的界定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企業經濟效率的高低。周其仁指出人力資本天然屬于個人的特性決定了它的運用只可“激勵”而無法“榨取”，因此在企業中，不可沒有對所有個別成員勞動貢獻的計量、監督和管理（周其仁，1996）。那么，由誰來監督或者說將企業的委托權安排給誰才是最優的制度安排？張維迎已經證明，將企業的委托權安排給經營者比生產成員更優，不僅由于經營決策對企業成敗起著關鍵作用，而且由于經營者的行為最難以監督（張維迎，1996）。一旦經營者缺乏人力資本產權的有效激勵，經營者會降低自身的經營努力程度和對其他團隊成員的監督努力程度，對企業經濟效率產生雙重的負影響。因此，經營者人力資本產權的界定情況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企業經濟效率的高低。（2）現實證明普通勞動者的人力資本產權界定并不構成企業經濟效率差異的最主要原因。這一點筆者從普通勞動者的待遇上加以論證。一般而言，普通勞動者的工作積極性取決于工資收入、工作環境、晉升機會、精神激勵等方面，但主要還是取決于職工的工資收入。如表3給出了國有企業和鄉鎮企業職工人均工資的絕對水平、相對差異和增長趨勢在1989～1999年間的變動情況。無論從絕對水平，還是從年均增長趨勢和實際增長指數來看，國有企業職工的待遇都要明顯高于鄉鎮企業。可見，國有企業普通勞動者的人力資本產權激勵要大于鄉鎮企業。但兩者的勞動產出率和企業經濟效率卻恰好相反。因此，普通勞動者的人力資本產權激勵并不構成影響企業經濟效率高低的最主要原因。

　　表3　　人均工資、實際工資增長指數的比較

　　綜上所述，筆者認為決定企業經濟效率差異的根本原因是經營者人力資本產權界定問題。那么，什么是經營者人力資本產權？筆者在產權理論基礎上，將經營者人力資本產權定義為經營者作為其經營能力所有者擁有的一種特殊產權權利束，是在一定企業契約和國家法規限制條件內，經營者由于使用其擁有的經營能力而引起的受損或受益的權利，是經營者在權利界限范圍內的行為權。它主要由四部分構成，分別是人力資本產權權利Rr、產權權能Ra、產權權益Rt和產權權責Rd.四者是一個有機整體，共同構成了經營者人力資本產權的完整概念。

　　具體而言，經營者人力資本產權權利Rr是指經營者對其自身人力資本的權力或職能。包括經營者對其人力資本的支配權和占有權，作為完整人力資本產權的經營者首先應具有自由支配自己人力資本的權利，即經營者能在完善的人力資本市場上自由流動，以實現人力資本的市場化均衡定價。經營者人力資本產權權能Ra是指人力資本產權所有者對經濟資源的配置職能，是經營者對其活動所觸及范圍內的經濟資源（包括物質資源和其他人力資源）進行有效配置的權力。經營者人力資本產權權益及Ri是指人力資本產權對產權主體的效用或帶來的好處，具體表現為實物的或貨幣收入的享有或勞務的直接享用，主要是指經營者對剩余權利的享有，包括剩余控制權和剩余索取權，這也是對經營者激勵作用最明顯的因素。經營者人力資本產權權責Rd是指經營者在享有權利、權能和權益的同時，也必須承擔由此產生的責任，即經營者必須遵守與其他產權主體間相互認可的契約關系，并承擔不遵守這種契約關系的成本。上述四方面共同構成了一定體制空間和信息條件下完整的經營者人力資本產權權利束，當權利、權能、權益和權責均界定充分時，經營者擁有的人力資本產權被認為是完整的，完整的人力資本產權界定才能激發經營者工作的努力程度和監督其他團隊成員的積極性。一般地，經營者人力資本產權一般包括如下權利：經營者有接受企業所有者聘用和辭去工作的權利，有自由流動和不斷隨經濟結構變化而再配置自己人力資本的權利；有與企業所有者在工資和其他待遇方面討價還價的權利；有在契約規定期間內享受工作所得收益的權利；有對職工工資水平和獎金水平確定的權利；有對企業生產計劃、投資策略和生產能力擴大與縮小與否確定的權利；有遵守和履行合同的義務和責任等等。但是，在轉型體制的經濟環境中，經常會由于經營者自由配置其人力資本的權利和空間受閑置、經營者對企業激勵機制的設計和投資策略選擇的權利不足、經營者報酬水平（甚至年薪制規定的報酬水平）與人力資本缺乏對應、經營者與所有者締結委托代理關系契約時由于“資產專有性”，容易造成低水平的“人力資本投資”、缺乏對經營者有效的約束監督機制造成企業經營者的預算軟約束等原因而破壞經營者人力資本產權的完整性，出現一定程度的殘缺。當經營者人力資本產權的界定存在殘缺時，經營者人力資源的交易成本將上升，并且經營者人力資源配置和利用的效率將下降，直接后果是經營者在工作中出現經營不力、管理不力、監督不力等，有效勞動供給不足，間接后果是普通勞動者在缺乏監督和激勵的情況下出工不出力，勞動生產率下降，從而造成企業經濟效率的降低（盛樂，2001）。而國有企業和鄉鎮企業經營者人力資本產權界定的差異也就構成了兩類企業經濟效率的差異。

　　（1）Rr的差異。這種差異反映了經營者擁有自由支配其人力資本的權利大小。在聘任制為主的經營者產生機制下，經營者對人力資本自由支配權利一般較大，在人力資本市場上的自主流動性和企業中的決策獨立性也較大，經營者進行決策以企業盈利最大化為目標。反之，若經營者的產生是依靠任命制，則經營者往往受任命者（政府）意圖的影響嚴重。政府任命經營者后，往往需要他承擔一些政策性負擔，同時賦予其一定的行政級別。職工養老、醫療保險、子弟學校等本應由政府承擔的社會職能在任命制下就自然成了經營者的主要權利界定，企業的目標發生偏差。而經營者由于受行政牽制和支配過多導致經營決策的獨立性較差，個人才能無法得到充分實現。就算企業效率差，也不能通過及時流動其人力資本以求改變他的產權收益，從而影響了其工作積極性。同時，任命方式產生的經營者通常并不會受到外部人力資本市場競爭的威脅，故可能進一步減少其努力工作的激勵，從而影響了企業的經濟效率。據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2000年的抽樣調查顯示，1999年在經營者的就職方式上，國有企業仍以主管部門任命為主，占到81.54％，由董事會任命的只占 12.45％，而鄉鎮企業則采用了市場選擇兼以組織選拔的任用制度，組織任命的不到30％。如作為“橫店模式”典型的浙江橫店集團從1990起就明文規定總經理須由董事會推選任命，而不由鎮政府任命，也不需要由鎮政府同意，從而避免了在蘇南模式中由于鄉村領導兼任鄉工業公司董事長或村工業公司董事長導致的政企不分現象。可見，鄉鎮企業經營者相對容易按照市場需求、根據人力資本價值自由支配其人力資本，產權激勵要大于國有企業的經營者。

　　（2）Ra的差異。對經營者而言，對經營決策權的享有程度直接影響了企業的經營方向和生產策略，進而影響企業經濟效率。經營者擁有的經營決策權越大，表明其越獨立于所有者的控制。經濟理性程度越大，自主決策權越大，他對企業的控制使用權越是分離于企業的所有權，經營者也越容易根據市場需求變化調整經營決策。在所有者利益與經營者利益不一致時，這種較大的分離和獨立更有利于企業的發展和經濟效率的提高。將鄉鎮企業和國有企業的經營者經營決策權差異作一比較，可發現兩者近年來在生產計劃的制訂、廠級領導任命、招工、解雇工人、決定獎金水平、職工工資水平、投資和擴大生產、分配和使用利潤等方面經營者的權重之比的倍數分別為4.51、5.79、 5.42、12.9、5.1、11.1、4.7、3.56（劉小玄，1995）。可見，鄉鎮企業的經營者比國有企業的經營者具有明顯較高的不受干擾的決策權比例。另一方面，我們可將不同類的鄉鎮企業進行比較。在溫州模式企業中，員工工資和獎金總額是由各企業經理聯席會議決定的，而不是由全體企業成員按“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決定，各企業的全部“新項目”的開發投資、利用企業資產從事投資和市場營運等決策權在制度上都是由企業經理層擁有，而這一權利的獲得并不需要經過鎮村政府的審批。而在蘇南，每個鄉鎮和各有關經濟職能部門引資、合資項目數都是從上面布置的硬任務，企業經營者無權根據企業實際行使決策權，經營者還會由于地方政府所追求的企業內“經濟民主”而喪失對企業必要的決策權。這種經營決策權的差異正是造成企業間經濟效率差異的原因之一。

　　（3）Ri的差異。這種差異體現在經營者對剩余支配權和剩余索取權的享有上。對經營者而言，對企業剩余的支配和權益要求是人力資本產權因素中最重要的。我國產權制度改革的核心就是在企業所有者和經營者之間重新界定剩余的占有權，其途徑就是通過增加經營者剩余支配權和索取權的比例來提高經營者長遠利益和企業利益的緊密度，對企業經營者形成長期激勵。經營者對企業剩余支配權和索取權占有的不同，在很大程度影響了經營者的經營努力程度和監督努力程度。比較90年代鄉鎮企業和國有企業經營者可支配利潤占企業總利潤的比例，鄉鎮企業平均是國有企業的2.26倍（劉小玄，1995）。可見，鄉鎮企業經營者的剩余支配權要大于國有企業，即前者的經營者人力資本產權權益期望值較高，而后者較低。應該說，在國有企業以及蘇南模式鄉鎮企業中，企業剩余支配權是國家和地方政府行政權力的一個分內容，由行政命令分配給“任命經理”，但這部分行政分配的剩余支配權是被動的。而在溫州及橫店模式的鄉鎮企業中，對企業的剩余支配權已經從傳統的公有制模式下的行政控制權界定為了企業經理的自主權，極大地激勵了經營者。

　　此外，我們也可以從經營者的收入水平來比較兩類經營者人力資本產權權益的大小。比較而言，鄉鎮企業經營者收入水平要明顯高于國有企業。據中國企業家調查系統的統計，1999年國有企業經營者年薪在1萬元～2萬元之間的占42.1％，年薪收入5萬元以上的僅占3.7％。年薪收入低于1萬元的，在國有、鄉鎮集體、私營、股份等六種不同所有制企業中，國有企業經營者所占份額最多，為30.8％。而年收入逾5萬元的經營者，國有企業所占比重最低，僅有3.7％。另據統計，我國鄉鎮企業經營者月平均收入在1996～1998年間的年均增幅為40.7％，而國有企業經營者的增幅僅為30.2％。由此可見，鄉鎮企業經營者的人力資本產權權益激勵要明顯高于國有企業。同時，鄉鎮企業在改革后通過經營者持股、管理者人股等方式，使經營者人力資本產權實現了向物質資本產權的轉化。如浙江橫店集團對經理的工資和獎金一般都只定原則，而不作明確的數量規定，同時按稅后利潤的1.2％提取作為經理的獎金，從制度上保證了企業經理與其他成員所得保持足夠大的差距，對經理可產生極強的權益激勵。

　　（4）Rd的差異。就經營者而言，有了完善的激勵機制，雖然保證了經營者有充分享有人力資本產權權利、權能和權益的刺激，但是在監督約束機制之下遵循人力資本產權權責，才能保證產權權利、權能和權益的實現，也才能實現人力資本產權的真正完整。國有企業和鄉鎮企業均是建立在委托代理關系之上的，兩者有很多的相同之處：都是經過了兩級委托，所有權都屬于它所在范圍內的“全體人民”，兩者的建立都依靠了所在政府的人財物等各方面的支持。但是兩者在管理機制上，特別是企業的監督約束機制上，由于委托代理關系的不同造成了雙方的區別：在國有企業，全民作為名義、上的所有者幾乎無從履行對國家使用全民資產的直接監督，只是通過人民代表大會從立法的層次進行間接的遙控監督，所以，監督機制處于一個“所有者缺位”的狀態。而鄉鎮企業社區成員因與企業有更直接的利益關系使其更有積極性也更容易觀察企業經營過程的績效。同時，鄉鎮企業還通過對經營者設立明確的重罰措施進行約束，如溫州模式的有些企業規定經理必須向公司繳納風險抵押金（財產或現金），一般是經理年工資的10倍左右。但與之相對應的蘇南鄉鎮企業鎮村兩級黨政組織及其代理人，既是企業的行政領導，又是集體資產的代表，造成企業經營者的依賴心理，當企業發生虧損時，經營者無需直接承擔經濟責任，虧損由鎮村集體承擔。由此可見，在監督和約束層面上，作為鄉鎮企業的經營者比國有企業經營者存在著更多的外在監督方式，使其人力資本產權權責更加明確，產權的約束功能更明顯。

　　綜上所述，筆者認為企業經營者在剩余權利、經營決策權、產生機制和監督約束機制等方面的不同，造成了經營者的人力資本產權界定的差異，影響了經營者的工作努力程度和監督努力程度，最終產生了兩類企業以及不同類鄉鎮企業之間企業經濟效率的差異。

　　四、結論

　　通過上述分析，我們得到如下結論。

　　（1）不能簡單依據企業經濟效率差異性來判斷公有制和私有制的行與不行。企業經濟效率高低關鍵取決企業內部的產權結構，要看企業內部的產權制度安排是否使人力資本產權得到了有效界定、充分保護和合理實現。誠然，在企業實際運行過程中，公有制性質的企業存在著一定的缺陷，但如果能在企業產權制度安排中，把人力資本產權的權利、權能、權益和權責進行合理有效的界定，公有制性質的企業同樣能產生較高的經濟效率，浙江鄉鎮企業的高速發展正好印證了這一點。

　　（2）企業產權結構的合理安排關鍵是要充分界定清晰人力資本產權。在由物質資本和人力資本共同組成的企業契約中，只有人力資本產權才對行為者具有直接激勵約束作用，也只有人力資本產權界定的差異性才是造成企業經濟效率差異的最根本原因。人力資本所有者在不同的企業所有制條件下工作，他的經濟行為主要取決于人力資本產權是否得到有效界定和充分保護。因此，人力資本產權的充分界定是經濟主體有效勞動供給的前提，也是企業經濟效率提高的關鍵。

　　（3）人力資本產權界定的核心是經營者人力資本產權的界定。人力資本產權的界定是企業產權結構合理安排的關鍵，而經營者作為企業生產過程中的決策者和對其他成員的監督者，在企業中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因此，要形成企業產權結構合理的制度安排首先就是要充分界定經營者的人力資本產權，因為企業中普通員工的人力資本產權界定并非是影響企業經濟效率差異的最主要原因。在國有企業中，我們一直強調員工的主人翁地位，在實際操作過程中，也隱含地賦予了企業員工“主人翁權利”，如企業中的職代會機構設置，其實是將企業股東（廣大人民）的權利通過主人翁地位的政治賦予界定給了企業中的普通員工。通過職代會，普通員工可以在一些有關企業生產、經營和發展的決策中對企業管理層施加壓力。這顯然比鄉鎮企業的普通員工具有在企業中的更多權利分享，但這種普通員工對股東部分權利的分享并未給國有企業帶來有效的經濟增長。因此，人力資本產權界定的核心是經營者人力資本產權的界定。

　　作者：浙江大學經濟學院 姚先國 盛 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