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問題的提出

　　根據我國最新修訂的大中小型企業劃分標準，大型企業為年銷售收入和資產總額均在5億元及以上的企業，特大型企業為50億元及以上的企業。按此標準，1998年我國有大型工業企業991家，特大型工業企業62家，這些企業絕大多數為國有或國有控股企業，因此，本項研究很大程度上也是討論國有大型工業企業的問題。

　　國有大型企業在我國國民經濟中占據重要地位，從總體上說，這一企業群體也是國有企業中質地較好的企業，根據財政部統計，1997年我國26.2萬戶國有企業的凈資產收益率為0.2%，而包括工業在內的10個部門的9400戶國有大型企業的凈資產收益率為3.2%，高出平均水平3個百分點。同年國有大中型企業虧損面為40.5%，但是9400戶大型企業當年創造的利潤總額為1406.8億元，而3.8萬戶中型企業創造的利潤總額為-194.7億元。但是，與非國有工業企業相比較，國有大型工業企業的績效指標仍然偏低，1997年集體和私營工業企業的總資產產出率分別為119.4%和145.5%，而國有大中型工業企業的總資產產出率為46.6%，整個國有企業在工業產出中的份額為28%，但在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中占了55%的份額。這種狀況說明，國有大中型工業企業的產出水平與其占有的大量的經濟資源狀況是極不相稱的。與國際制造業相比較，中國工業企業在過去10年左右的時間，以勞動生產率為衡量標準，與其它生產率領先的國家（如美國、日本和南朝鮮）之間的差距并沒有縮小（任若恩，1998）。

　　目前中國工業存在的主要問題是代表工業發展整體水平的深加工、高附加值的機械制造業和精細化工的發展嚴重滯后，原材料工業比重過大，產業高度化不足；中國工業企業（包括大型工業企業）存在的主要問題是產業集中率不高，規模經濟和范圍經濟效益不顯著，創新能力不強和缺乏核心能力，以及產能過剩和過度競爭。在經濟全球化趨勢和國內市場條件發生根本變化的條件下，這些問題顯得更為嚴峻，1997年中共十五大正式提出“要從戰略上調整國有經濟布局”，促進國企改革。在這種背景下，我們根據中國大型工業企業的現狀，以及世界經濟和中國經濟發展的若干趨勢及變化速率，提出中國大型工業企業戰略性再造這一命題。

       二、相關理論及戰略性再造的內涵

　　針對國有企業的種種弊端，中國國有企業改革理論主要關注三個方面的問題，即產權制度改革，經營者的作用和建立競爭性環境。分析這些問題主要采用的方法是契約理論，企業的契約理論研究的重點在于要素投入者，主要考察在以個人信息指導行動的狀況下，訂立什么樣的契約才能產生最佳的結果，并且認為達到最佳行動的關鍵是激勵，因而激勵機制的設計是這種理論中的重要內容。可以認為，中國國有企業改革理論的主流集中在建立“所有者在位”的國有資產管理體制和有效率的企業治理結構等制度性問題，它的不完全性也是顯而易見的。

　　1993年美國管理學者哈默和錢皮（Michael Hammer and James Champy）提出了“Business Process Reengineering”（BPR）理論，該理論中最重要的關鍵詞是“流程”（Process），即“一套完整的貫徹始終的共同為顧客創造價值的活動”（哈默，1998）。哈默和錢皮首先對建立在亞當·斯密理論基礎之上的工業社會分工模式進行發難，認為這樣的分工模式違背了流程，將流程分解成一個個專門化的“任務”，然后集中注意力改進這些任務的績效，其結果是為簡單的人創造簡單的工作職位而導致了復雜的流程，并且使人們專注于任務而不關心整個流程及其結果，這是許多企業不能適應迅速變化的市場環境，因而表現不佳的原因（哈默和錢皮，1997，哈默，1998）。BPR提出了在市場需求迅速變化和競爭條件發生重大改變的環境中，應該建立什么樣的分工模式這一重要理論問題，因而在中國理論界，主要是管理學界引起了極大的重視。但是，正如筆者曾經指出的，由于BPR缺乏中國企業的制度性背景，因此它并不能完全解決中國企業的問題（毛道維，1999，a）。盡管如此，BPR為我們開闊了新的理論視野。

　　在BPR理論提出后不久，美國一些學者根據信息技術的迅速發展和知識型經濟的來臨這種趨勢，又提出了“Business Transformation”（BT）理論，這一理論強調如何在更高層次上確定企業模式，以便對市場迅速作出反應，并且創造市場。塔普斯考特比較了BT和BPR理論，認為BT更關注新的增長點和新的附加值，更關注“人的使命”及培養人的學習能力，以及在更高層次上使用信息技術（Don Tapscott，1996）。

　　我們認為，BPR和BT理論給我們提供了這樣一種理論訊息，當今西方管理理論前沿是舊的分工體系的整合和新的分工體系的形成問題。BPR理論實質上是對工業社會所形成的勞動分工和管理分工體系的重新整合的理論；而BT理論實質上是新的分工（新增長點和附加值）如何形成，以及新的分工體系，特別是知識分工體系如何建立的理論。在中國即將加入“WTO”的前提下，中國工業分工體系如何根據快速變化的國內外競爭條件進行調整，始終是我們十分關心的問題，也是我們持續跟蹤BPR理論和BT理論的內在動因。

　　中國工業企業存在的問題從根本上說是分工體系的問題。重復建設、重復生產導致地區結構的同構化：“大而全”、“小而全”實際是工業企業間和企業內分工水平及專業化水平較低的表現。從戰略上調整國有經濟布局，促進國有企業改組實質上就是在競爭條件發生重大改變的條件下對分工體系的調整，所以，結構性調整是中國經濟未來一段時期的主題。這里存在兩個層次的調整：第一層次是通過國有經濟的“有進有退”，主要是退出競爭性領域來解決國有經濟戰線太長，難以支撐龐大的盤子的問題（吳敬璉等，1998）；第二層次是企業內的結構性調整。它包括有兩種調整方式，一種是以削減成本為目標的“減量結構調整”，如我國國有企業當前推行的“下崗分流、減員增效”的改革就屬這種調整。另一種是從根本上改變事業內容的“質的結構調整”，即通過調整使企業形成新增長點和新附加值，這正是BT理論所強調的而國有企業改革理論相對薄弱的部分。BPR理論則是介于兩種調整方式之間，所以，BPR和BT理論可以同國企改革理論相結合并彌補其不足之處。

　　我們提出的中國大型工業企業戰略性再造是綜合國有企業改革理論和西方企業再造理論的一個具有前瞻性的概念，雖然它包括上述兩個層次的結構調整，但主要傾向于面向未來的“質的結構調整”。對于第一個層次的結構調整，我們很贊同依托優勢企業通過市場方式來完成調整的主張（吳敬璉等，1998年），我們所強調的只是這種調整過程中如何對政府與企業之間的分工關系，以及企業與企業之間的分工關系的再造。政府與企業分工關系再造的理論依據是公共規制理論（Regulatory Constraint），而不是企業的契約理論，因為企業契約是自由市場主義的前提，顯然不適合用來解釋我們今天的以公有制為主導的市場經濟中的問題。公共規制理論研究社會公共機構依照一定的規則對企業的活動進行限制的行為（植草益，1992）。通過對國有企業規制的公共性（政府行為）和企業性（企業效率）的對立性的分析來合理界定政府與企業的分工關系，以便改善企業的治理結構。企業與企業之間的分工關系再造的理論依據是理查德森（G·B·Richardson）的組織間協調理論，建立一種企業間的合理的分工和協作關系是改善競爭條件，提高市場效率的基本前提，也符合當今企業間合作競爭的國際趨勢。

　　對于第二層次企業內的結構性調整，采用“減量結構調整”，例如“下崗分流、減員增效”、債轉股（減債）、技改投資貼息貸款，以及調整核銷國企呆賬政策等措施，對于解決企業當前困難無疑會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但是，我們更重視企業內部分工體系的再造，其中包括了企業在需求迅速變化的市場條件下如何重新整合勞動分工和管理分工（BPR），根據企業生產技術的特點采用何種信息形態來協調企業員工的活動（團隊理論）；以及如何建立一種有效率的促進企業內在成長的新知識的積累機制（企業能力理論）。這些理論的共同基點是企業內的分工和協調問題。

　　綜上所述，中國大型工業企業戰略性再造這一命題包含了兩個基本的層面，第一個層面是與國有經濟戰略性調整相關的政府和企業，以及企業和企業之間的分工關系再造，可以稱為體制性結構再造；第二個層面是與企業內分工和協調相關的企業流程，企業信息形態，企業內部資源積累和競爭力形成機制的再造，可以叫做企業能力再造。由于“企業能力理論是一種企業整體戰略觀”（福斯和克努森，1998）。所以，上述兩個基本層面都體現出再造的戰略性。

       三、體制性結構再造的前提和內容

　　根據國有經濟的戰略定位來重建國有經濟管理體制和政府規制，是體制性結構再造的第一項內容，其重點是再造政府與企業的關系。在國有經濟戰略性調整過程中再造大型工業企業與其他企業之間的分工和協作關系，這是體制性結構再造的第二項內容。因此，國有經濟的戰略定位成為體制性結構再造的基本前提。

　　當前我國國有經濟的戰略定位是：（1）涉及國家安全的行業；（2）自然壟斷的行業；（3）提供重要公共產品和服務的行業；（4）支柱產業和高新技術產業中的重要骨干企業。[1]其中自然壟斷領域是指因生產、配送方面的規模經濟效益、范圍經濟效益、沉淀成本、資源稀缺性等原因，使企業僅限定為一家或極少數幾家公司的產業（植草益，1992）。典型的自然壟斷行業是電力、煤氣、自來水等公用事業，以及電話、廣播、鐵路等產業。但是，許多工業行業因存在規模經濟效益、范圍經濟效益和沉淀成本等問題，也具有一定程度的自然壟斷性質，我們稱這些工業行業為“亞自然壟斷”行業，例如鋼鐵、汽車、石化等。一方面， “亞自然壟斷性”使民間資金一時難以完全取代國有經濟來獨自支撐這些行業。并且，這些行業內的大型工業企業規模經濟效益并不顯著，提高規模經濟效益仍是今后結構性調整的主要任務。所以，國有經濟暫時無法全部退出這些行業。另一方面，據財政部的統計，1998年底我國有非金融國有企業23.8萬戶，其中國有獨資為21.4萬戶，占國有企業總數的89.9%，國有控股企業2.4萬戶，占10.1%.從退出策略上考慮，對大型國有工業企業可能的選擇是通過調整國有產權的比例來有效地界定國家與企業的分工關系，從而較快改善企業的治理結構。筆者對1998年通過受讓國家股權而實現第一大股東易主的19家上市公司的研究表明，在未改變或擴大主營業務的條件下，這些公司的業績因此而有提高（毛道維，1999，b）。這種情況可以用國有企業的公共性和企業性的對立統一來解釋。

　　國有企業具有公共性和企業性二重基本性質，所謂公共性主要指國有企業所有權的公共性和規制的公共性。所謂企業性是指企業的經營自主性和內部效率性（植草益，1992）。中國經濟轉軌時期國有企業所有權的公共性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損害，我們可以用許多學者曾反復論述的“所有者缺位”以及“內部人控制”所導致的侵害公有權的現象來證明；與此同時，國有企業的企業性也因為不恰當的政府規制而受到損害。由于國有企業的規制公共性決定了其規制內容可以包括業務構成，組織結構、干部任免、預決算、剩余處置和新事業發展計劃等若干方面，并且由不同行政主管機構行使上述規制權，所以表現為“多頭管理”和“政出多門”，使企業無所適從；與此同時企業的經營自主權難以落實，因而不承擔相應的責任，這是國有企業效率低下的基本原因之一。由此可見，國有企業的公共性和企業性之間存在著對立和矛盾沖突，并且這種對立和矛盾沖突具有隨企業組織形態不同而發生改變的特征。一般來說，國有產權比重由大變小，規制的公共性也由強變弱，而企業性則由弱變強。因此，根據國有企業的戰略定位或行業的重要程度，選擇不同的組織形態是解決上述矛盾的有效途徑，例如，逐漸降低競爭性行業中大型企業的國有產權比重可以起到一石二鳥的作用，一方面使國有經濟退出競爭性行業，另一方面可以減弱規制的公共性，從而提高企業經營自主性和內部效率。

　　理順國有資產管理體制對于提高國有大中型企業的效率具有重要的意義，我們認為，當前亟待解決的問題是實行產權主體和規制主體的分離。目前我國的國有資產管理機構并不擁有一個產權主體應行使的各項權利，而這些權利卻分散在政府的各個規制部門，產權主體的權利和規制主體的職能不分也是政府和企業分工關系不清的表現。政府規制職能包括：（1）經濟性規制，如對企業進入、退出、投資等行為的規制，以防止過度競爭或確保規模經濟和范圍經濟；（2）社會性規制，如對國有企業戰略性改組過程中退出國有企業的職工的權益保障等方面的規制。政府規制的客體應當包括非國有企業在內的全部企業，而國有產權主體則僅在國有企業內行使權利。

　　江小涓的研究表明，我國工業分散的生產格局和競爭性市場結構從根本上說是國有經濟管理體制和政府不恰當規制造成的，主管部門要求企業間無償轉移“先進技術”，使“先進技術”這個在市場經濟中決定規模經濟和企業競爭力的關鍵因素成為“公共品”，從而使沒有技術開發能力的中、小企業也能生存。在改革后十多年的數量擴張時期，大、中、小型工業企業基本上并行發展，各個行業產量排名前幾位企業的規模明顯擴大，競爭力明顯增強，但其擴張速度沒有跟上行業總規模的超高速擴張，使產業集中度不升反降（江小涓，1999）。而張軍的研究則表明我國工業部門經歷了10年的數量擴張后，許多產業轉向集約化，集中率的提高體現了規模經濟正不斷扮演越來越重要的角色，因此，不具備規模經濟的企業出現大面積的虧損（張軍，1998）。這些采用SCP分析框架的研究說明了我國工業市場結構，或者說工業企業間的分工關系與經濟績效之間的關系，以及與我國工業企業的某些競爭行為，例如降價傾銷等過度競爭行為之間的關系。因此，我們認為中國大型工業企業體制性結構再造中的另一項內容是重新構造企業間的分工關系，包括大型企業和中、小型企業的分工和協作關系。但是，再造工業企業間分工關系的先決條件是確定政府和企業之間的分工關系，以及消除我國由于行政性分權而形成的地區性市場分割對企業間分工關系再造的障礙。

　　如何進行企業間關系的再造？理查德森認為，企業的活動可以分為“替代性活動”和“互補性活動”，前者指依存于同一能力的活動；后者指以一定的規模和專業化程度為條件，與其他活動相匹配的活動。替代性活動在企業范圍內組織和協調，既非替代性活動又非互補性活動由市場來組織和協調，而互補性活動的組織和協調則要由介于企業和市場之間的第三種制度形式，即組織間協調來解決，以便減少其他廠家投資計劃的不確定性對企業的影響（Richardson，1960，1972）。我們認為，組織間協調應成為再造我國工業企業間分工關系的基本思路，這樣做可以避免再度出現重復建設和重復生產的問題，并且可以提高企業間的專業化和協作水平。日本汽車工業的經驗表明，組裝廠與零部件廠之間建立長期的，在某種程度上是固定的交易關系，通過“認定圖”、“外借圖”和“共同設計”等方式來保持一種適度的競爭關系和共同開發產品，使日本汽車產品具有明顯的競爭優勢（青木昌彥，奧野正寬，1999）。我們的想法是，大型企業不僅應大在自身的規模，而且應大在它所結成的包括既具有互補性又具有適度競爭性的中、小型企業在內的企業聯盟，這種企業聯盟不一定必須是以產權為紐帶的企業集團。如果聯盟中的企業都是具有高度專業化和高技術水平，就會形成知識的互補性，從而加速產品的創新過程，提高這一企業群體的競爭力。

       四、企業能力再造和競爭優勢

　　如何建立中國大型工業企業的競爭優勢？中國企業當前受到波特（Michael E·Porter）的戰略觀和競爭優勢理論很大影響。波特的競爭戰略觀和競爭優勢理論從根本上說是傳統產業組織理論和SCP分析范式的運用，在這種分析框架內，企業的績效取決于產業結構，即波特所說的產業吸引力和競爭地位，而企業的競爭戰略選擇反過來也會對產業結構產生影響，進而改變產業結構。在這種分析框架中，企業的市場位勢就凸現出重要地位，因此，追求市場占有率成為中國大型企業首要的戰略目標。擴大市場占有率的主要策略是降低成本以獲得價格優勢，這就是波特所提出的獲得競爭優勢的三個基點之一，即“成本領先” （cost leadership）戰略（波特，1997）。

　　我國比較典型的競爭性行業——電視機行業的情況就比較充分地說明中國大型工業企業獲取競爭優勢的方式，目前我國各類電視機廠家近100家，生產能力6500萬臺以上。1998年總產量達4250萬臺，其中彩電3496.28萬臺，這是一個產能過剩，競爭比較激烈的行業。經過1995——1998年的調整重組，該行業生產集中度進一步提高，1998年彩電產量超過100萬臺的廠家達8家，居前三位的長虹、康佳和TCL的產量分別達到935萬臺、470萬臺和277萬臺，三家產量合計占彩電總產量的比重達48.1%.市場占有率居前四位的廠家為長虹、康佳、熊貓和TCL，分別為24.56%、20.36%、7.35%、7.16%.[2]我們看到，處于有利的市場位勢的長虹和康佳都有是通過大規模生產的低成本優勢和低價格策略來獲得競爭優勢的。可以說，長虹、康佳等大型企業對于改善我們彩電產業結構產生了重要的影響，通過價格競爭淘汰了一批重復建設形成的劣勢企業，使產業集中度穩步上升。從中國工業經濟部門當前存在的規模經濟效益和范圍經濟效益不顯著，產業集中度不高、以及產能過剩和過度競爭等問題的角度看，通過市場位勢來獲得競爭優勢應該說是一種較好的選擇，也是解決中國工業分工體系不合理問題的有效方式。

　　但是，市場位勢競爭策略卻不能完全解決我國工業的“質的結構調整”，以及培植我國工業企業創新能力和核心競爭力的問題。我國許多工業企業，包括大型工業企業在技術創新和產品創新上同國外同行企業相比較有很大的差距，例如，我們前面談到的彩電產業，許多大型企業基本上是以組裝為主，許多核心部件、零配件和元件都是外購的。沒有控制核心技術和核心部件的生產是我國許多大型工業企業共同存在的問題，甚至象鋼鐵這樣的原材料工業，雖然我國產量已位居世界第一，但是一些高附加值的特殊品種仍不能自己生產，每年仍需大量進口。因此，我們不能不提出這樣的問題，市場位勢競爭戰略能否維持我國大型工業企業的長期競爭優勢？特別是在中國加入WTO以后，這種競爭優勢是否還會存在？要回答這類問題，我們需要從企業能力理論的視角來討論企業競爭優勢問題。

　　企業能力理論認為企業獲得競爭優勢的源泉是資源優勢而不是市場位勢。一個企業的資源可以分為三類，即物力資源、財力資源和無形資源。由于物力資源和財力資源相對容易獲得，所以企業很難憑借它們來保持長期優勢。對于無形資源，我們通常認為包括了受法律保護的“工業產權”（如商標、專利、合約、商業秘密）和商譽。但國外學者認為最重要的無形資源是人力資源（培訓、經驗、智慧、關系及企業中管理者和員工的洞察力）和組織資本資源（企業的向上匯報的層級、計劃、控制和協調系統，以及企業內部和企業與環境之間的非正式關系），這些資源依賴于特殊的人和他們的技能（Barney，1991）。無形資源體現出資源的特殊性因而難于模仿，使擁有這種資源的企業能維持長期的優勢。

　　普拉哈拉德和哈梅爾提出，企業的核心能力（core competence）是企業維持競爭優勢的能力，核心能力被定義為“組織中的積累性知識，特別是關于如何協調不同生產技能和有機結合多種技術流派的知識”（Prahalad and Hamel，1990）。這一定義的要點是“知識、協調和有機結合”，使協調和有機結合成為可能的是組織資本和社會資本。組織資本反映了協調和組織生產的技術方面的知識，它使人們得以充分交流和合作。社會資本顯示了社會環境的重要性，反映為企業文化這樣的約束企業中個人行為的高級規則（福斯和克努森，1998）。核心能力具有知識的性質，并且是難于仿效的具有“方法性”特征的知識，因此，通常認為核心能力是“如何去做”和知識。中國很多企業缺乏核心能力，究其根本是缺少市場經濟條件下“如何去做”的經驗和基礎性積累。因此，盡管它們擁有數量可觀的物力資源、財力資源和工業產權，但是不能使這些資源形成一種具有競爭優勢的資源組合，因而它們可以在市場上顯赫一時，卻不能保持長久的競爭優勢。

　　核心能力可以表現為一種優勢產品和市場位勢，但是核心能力本身難以辯認。中國的一些知名的大型工業企業有上乘的市場表現，并且取得較好業績，其背后肯定有某種企業能力作為支撐。但是不是核心能力，主要看它是否具有為顧客創造價值，獨樹一幟性和延展性等特征。以上述特征為標準，海爾稱得上一個正在形成自己的核心能力的大型工業企業。海爾近幾年兼并了18個企業，盤活15.2億資產，1.5萬人加盟海爾，按海爾總裁張瑞敏的說法，海爾采用的不是資本運營，主要是靠名牌運營和企業文化注入，靠無形資產盤活了有形資產。海爾產品從以洗衣機、電冰箱、空調等“白色家電”，到1997年起進入“黑色家電”市場共計有20多個門類，5000多個品種。在競爭性極強的彩電市場也有突出表現，1997年市場占有率為0.32%，在電視機生產廠家中排名第27位，1998年市場占有率迅速提升到5.66%，排名躍居第5位，表現出極強的延展性。海爾的一整套被廣大消費者認可的家電銷售程序化模式；全方位、立體化、多層面、多形式的國際化高科技開發網絡，以及3天兩個新產品、1天申報1.8個專利的開發速度：“日清日高”管理法和零缺陷質量管理體系等，都具有為顧客創造價值和獨樹一幟的特征。海爾的例子向我們證明了企業能力理論中的一個觀點，即企業能力界定了企業的外延。

　　對中國大型工業企業而言，企業能力再造的核心在于再造企業知識積累機制，這里面包括了幾個重要方面；第一，“人的使命”重塑及培養人的學習能力，應該看到，計劃經濟遺留下來的“主人翁”、“鐵飯碗”等觀念和當前“減員增效，下崗分流”等改革的雙重影響，使中國許多大型工業企業職工出現“人的使命”的迷失，缺乏學習的動力，重塑“人的使命”和培養人的學習能力是企業能力再造的當務之急，也是企業知識積累的原動力。第二，再造企業文化，即建立符合市場經濟要求的約束企業中個人行為的高級規則，通過企業文化的凝聚力產生非經濟性激勵。第三，企業信息形態再造，即建立一種有效率的信息體制，能夠擴大企業的知識分工體系和建立有效的協調機制，從而增強企業知識積累能力和科技創新能力。

　　我們認為，BPR、BT，以及信息形態理論都是再造中國大型工業企業能力的有用工具。BPR顯示出，通過對勞動分工和管理分工的整合，建立不同于傳統工業組織的橫向職能團隊組織，可以改善企業中的信息交流，作業協作和知識學習狀況。寶鋼的“作業長制”就是較為典型的例子。BT理論強調人的使命及創新能力，而信息形態理論則認為根據業務的互補性，系統振蕩等因素來選擇適當信息體制，可以有效協調生產活動和積累知識。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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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邁克爾·哈默：《超越改革》，上海譯文出版社，199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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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青木昌彥、奧野正寬：《經濟體制的比較制度分析》，中國發展出版社，1999年

　　6、邁克爾·波特：《競爭優勢》，華夏出版社，1997年

　　7、尼古萊·丁·福斯、克里斯第安·克努森：《企業萬能：面向企業能力理論》，東北財大出版社，1998年

　　8、任若恩：《關于中國制造業國際競爭力的進一步研究》、《經濟研究》，1998年第2期

　　9、江小涓：《體制轉軌與產業相關性、合意性以及對轉軌理論的意義》、《經濟研究》，1999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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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毛道維：a.《以兼并為契機的企業再造》、《四川大學學報》1999年第2期；b.《我國上市公司資產重組及績效分析》、《經濟體制改革》，1999年第6期

　　12、Don Tapscott，The Digital Economy，McGraw-Hill，1996

　　13、G·B·Richardson：“The Organization of Industry”（1992），“Information and Investment”，（1996），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4、C·K·Prahalad and G·Hamel：“The Core Competencies of the Firm”，1990，Harvard Beview.66：79—91 15、 J·Barney，“Firm Resources and Sustained Competitive Advantage”，Journal of Management，1991 17：99—120

　　注 釋：

　　[1] 參見1999年9月22日《中共中央關于國有企業改革和發展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

　　[2] 彩電市場占有率資料來源根據國內200家大型商場的銷售統計匯總。轉引自四川省經濟發展院王寶琛的研究報告《長虹彩電競爭力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