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公司制企業內部建立起一種能夠保證所有者、經營管理者和生產勞動者之間具有相互制衡關系的法人治理結構，是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的基礎，也是當前我國國有企業改革所面臨的一個中心任務。國有獨資有限公司是我國現代企業制度的重要形式，也是能夠用來真正體現中國特色的一個重要標志。因此，認真研究如何通過中西合璧方式，在我國國有獨資有限公司中探索建立起一種既符合國際慣例，又能真正體現我國社會主義企業領導體制特色的法人治理結構形式和企業權力結構形式，對于確保我們盡快建立起一種有中國特色的現代企業制度，切實搞好我國國有企業改革，實現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與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的有機結合，具有至關重要的意義。

　?。ㄒ唬┩ㄟ^中西合璧方式，探索建立我國國有獨資有限公司法人治理結構形式的必要性和必然性

　　所謂中西合璧，簡單地說就是指，在探索建立我國國有獨資有限公司法人治理結構形式時，必須使我們所要始終堅持的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的中國國情與西方國家公司制企業已經為我們提供的關于現代企業內部權力結構方式的成熟經驗和國際慣例二者緊密結合，有機統一起來。由于在企業領導體制建設上，我們所要堅持的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的中國國情和中國特色，主要是通過原存在于國有企業內部的企業職工大會或職工代表大會、企業黨委會、企業經理和企業工會等四個機構載體具體體現出來的，而西方國家現代企業制度建設中關于企業內部權力結構方式的成熟經驗和國際慣例，又主要是通過西方公司制企業法人治理結構中作為權力機構的股東大會、作為公司常設決策機構的企業董事會、作為公司常設監督機構的企業監事會、作為公司常設執行機構的企業總經理等四個機構載體之間內在的那種以權力、決策、監督、執行四個機構三權（即決策權、執行權、監督權）分離、三層定位、三級負責和相互制衡為基本特征的相互關系，以及它們各自在公司法人治理結構中職權職責范圍的科學依次劃分具體體現出來的，因此所謂中西合璧，具體地說就是，在首先確保我國國有獨資有限公司內部繼續保持上述原有四個機構作為公司權力運行載體而不再增加任何新的機構作為公司權力載體的前提條件下，只是參照西方公司制企業法人治理結構中四個機構載體之間那種以權力、決策、監督、執行四個機構三權分離、三層定位、三級負責和相互制衡為特征的相互關系，以及它們各自在法人治理結構中所實際具有的職權職責順序范圍的權力結構方法和構造原理，通過適當改革，調整我國國有企業內部原有四個機構之間那種以四個機構三權（即決策權、執行權、監督權）不分、定位無層、權責無序和無法制衡為特征的相互關系，以及它們各自在國有企業領導體制中所原有的職權職責范圍，從而使我國國有企業內部原有的四個機構載體與西方公司制企業法人治理結構中那種以權力、決策、監督、執行四個機構三權分離、三層定位、三級負責和相互制衡為基本特征的權力結構方式和權力制衡機制之間實現相互融合與統一，進而使我們在國有獨資有限公司內部，努力探索建立起一種既能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和國際慣例相適應，又能真正具有中國特色的科學社會主義的企業權力結構形式和法人治理結構形式。

　　通過中西合璧方式，探索建立我國國有獨資有限公司法人治理結構形式的必要性和必然性，主要表現在以下兩個方面：

　　1．通過中西合璧方式，探索建立我國國有獨資有限公司的法人治理結構形式，是建立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企業制度的客觀要求。

　　黨的十四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明確提出，建立現代企業制度是我國國有企業改革的方向，以公有制為主體的現代企業制度，是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基礎。因此，我國國有企業所要建立的現代企業制度，雖然也是一種現代企業制度，但它應該并且只能是一種以公有制為主體的、具有社會主義企業制度性質的、有中國特色的現代企業制度。它同西方國家內部那種以私有制為基礎、具有資本主義企業制度性質的現代企業制度相比，屬于兩種根本不同類型的企業制度。所以，我國國有企業在實行現代企業制度改組，特別是被改組為國有獨資有限公司之后，能夠有所改變的只不過是資產責任形式和法人治理結構形式等一些具體形式，而不應該也絕不允許改變其原有的社會主義企業制度的性質。正因如此，我國國有企業在實行現代企業制度改組，特別是被改組為國有獨資有限公司之后，在探索建立能夠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和國際慣例相適應的公司法人治理結構形式時，必須始終注意確保堅持社會主義企業制度的性質，確保堅持社會主義制度的基本原則，確保繼續通過原存于我國國有企業內部的四個機構載體來充分體現中國國情和中國特色。

　　但是，我們也應該看到，我國國有企業在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內在要求被改組為國有獨資有限公司之后，雖然還應該是一種具有社會主義性質的、有中國特色的現代企業制度，因而與西方公司制企業制度相比具有根本不同的社會性質，但它畢竟也是一種現代企業制度，畢竟同西方公司制企業那種同樣以“產權清晰、權責明確、政企分開、管理科學”和由企業“自主經營、自負盈虧、自我發展、自我約束”為基本特征的現代企業制度有著許多的相同之處，因而在它們之間也必然存在著一些可以相互學習、相互借鑒和相互促進的地方。況且西方國家在現代企業制度建設方面，已經經過上百年的實踐，積累了諸多比較成熟的經驗，其中有許多好的經驗和做法已經成為世界各資本主義國家通用并行之有效的所謂“國際慣例”。而我們在這方面的經驗和知識都還遠遠不足。所以，面對這種情況，如果我們能夠在探索建立我國國有獨資有限公司法人治理結構和現代企業制度的過程中，在首先確保不影響我國國有獨資有限公司的社會主義企業制度性質的前提條件下，注意有選擇地適當學習借鑒西方國家在現代企業制度建設方面已經積累起來的一些成熟經驗和好的做法，特別是注意認真研究、學習借鑒西方公司制企業法人治理結構中已經形成國際慣例的有關現代企業權力結構方式的一些成熟經驗和好的做法，做到博采眾長而又不盲目崇拜，不過于照搬照套西方國家的經驗模式和國際慣例，注意使洋為中用、西為中用，使西方經驗和國際慣例與我國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實現中西有機結合，從而促使我們在盡快破解建立國有獨資有限公司法人治理結構形式和現代企業制度的難題上能夠有所突破，那么，必將會對我們最終探索建立起一種既符合國際慣例，又真正具有社會主義企業制度性質和中國特色的國有獨資有限公司法人治理結構和現代企業制度，起到一個重要保證和促進作用。因此，通過這種有分析地向西方學習所實現的中西結合，對于我們探索建立社會主義現代企業制度和社會主義企業領導體制的法人治理結構來說，就不僅是應該的，而且也是十分必要的。

　　&nbsp；  2．通過中西合璧方式，探索建立我國國有獨資有限公司的法人治理結構形式，是我國社會主義企業領導體制自身發展的必然趨勢。

　　關于如何建立和完善我國國有企業領導體制問題，我們黨和國家一直非常重視，并且為此作出過多種探索、付出過極大努力，經過了多次反復實驗和周折。自1956年黨的八大到1984年黨的十二屆三中全會之前，也就是在我們國家完全實行計劃經濟體制期間，在國有企業領導體制上，曾先后實行過企業黨委領導下的廠長負責制，企業黨委領導下的廠長負責制和職工代表大會制，黨委一元化領導制，黨委集體領導、職工民主管理、廠長行政指揮制度，以及職工代表大會或工廠管理委員會領導下的廠長負責制等一些形式。從1984年10月黨的十二屆三中全會以來，隨著我國建立有計劃商品經濟體制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以及國有企業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等幾個改革目標的提出，在我國國有企業內部的領導體制上，又先后實行過廠長（經理）負責制、廠長（經理）全面負責制，以及國有企業要充分發揮企業黨組織的政治核心作用、堅持和完善廠長（經理）負責制、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階級的“三句話”的企業領導體制。就目前我國國有企業內部的領導體制來看，基本上是采取的“雙軌制”或“雙代理人制”，即在未進行公司制企業改組的國有企業中，實行由作為上級政府（黨委）直接代理人的廠長（經理）分管物質文明建設和由同時作為上級政府（黨委）直接代理人的企業黨委分管精神文明建設的二元制，在已進行了公司制企業改組的國有企業中，實行“新老三會制”，即作為企業出資者直接代理人的“新三會”和作為上級政府（黨委）直接代理人的“老三會”兩個不同類型權力系統同時并存、六駕齊驅制等多種探索形式。

　　應該說，通過上述這些探索形式和探索措施，對我們在逐步完善社會主義企業領導體制方面積累經驗，不斷深化對其自身特點和規律的認識起到了一定的積極促進作用。但從實際結果來看，至今仍然未能找到一種既能充分體現社會主義制度的本質要求，同時又能在國有企業內部所有者、經營管理者和生產勞動者之間較好實現自我約束、自我激勵機制和高效運轉機制的比較理想的國有企業領導體制的具體實現形式。

　　我國社會主義企業領導體制建設之所以如此艱難，固然與我們過去曾長期受計劃經濟體制的影響有關，但更主要的卻是由于以下兩個方面的原因：一是在黨的十四屆三中全會決定提出國有企業要建立現代企業制度之前，我們通過長期進行社會主義企業領導體制建設的實踐，雖然已經積累了豐富的經驗，對社會主義企業領導體制自身的特點和規律有了比較深刻的認識，同時在國有企業內部也逐步建立和完善起了能夠充分體現社會主義企業領導體制自身特點和規律內在要求的企業職工大會或職工代表大會、企業黨委會、企業廠長（經理）、企業工會等四個主要組織機構作為國有企業內部的權力運行載體形式，但由于我們曾長期受“左”的傳統思想和“恐資癥”的影響，多數同志思想不夠解放，在過去相當長的一個歷史時期內一直錯誤地認為，在西方公司制企業領導體制或法人治理結構中所體現出的那樣一種以權力、決策、監督、執行四個機構三權分離、三層定位、三級負責、相互制衡為基本特征的企業權力結構形式，是資本主義企業的專利，資本主義企業可以用，社會主義企業不能用。并由此導致我們一直未能注意學習借鑒西方公司制企業領導體制建設的好的經驗做法，一直未能對西方公司制企業法人治理結構中所反映出的關于權力、決策、監督、執行四個機構三權分離、三層定位、三級負責、相互制衡的企業權力結構形式及其內部構造的一般原理進行認真研究、深刻認識和準確把握，從而使我們在對國有企業領導體制和企業權力結構中已經具有的應該作為企業權力機構的企業職工大會或職工代表大會、應該作為企業決策機構的企業黨委、應該作為企業監督機構的企業工會、應該作為企業執行機構的企業經理等四個機構載體之間的相互責任關系和分層定位，以及它們各自的職權職責順序范圍的確定上，一直缺少規范和科學，并由此造成在國有企業內部原有四個機構載體之間難以或根本無法保證真正形成一種相互制衡關系，從而嚴重影響了國有企業內部自身的管理質量和管理效率。二是自黨的十四屆三中全會決定提出在國有企業建立現代企業制度之后，雖然人們在很大程度上已經完全沖破了過去那些不應有的“左”的傳統思想和“恐資癥”的束縛，徹底改變了過去對西方公司制企業法人治理結構中那種以權力、決策、監督、執行四個機構三權分離、三層定位、三級負責、相互制衡為特征的權力結構形式的某些不正確的認識，極大地解放了思想，并開始注重學習借鑒西方公司制企業法人治理結構的一些好的經驗和做法，但由于在學習方式上又嚴重出現了某些片面性、教條化和盲目崇拜的傾向，過度照搬照套了西方公司制法人治理結構的經驗模式，過于忽視了中國國情和中國社會主義企業領導體制自身發展的特殊規律，因而導致我們在國有企業內部新建立起的法人治理結構上，雖然具有了能夠保證真正形成企業權力、決策、監督、執行四個機構三權分離、三層定位、三級負責、相互制衡的科學權力結構形式的可能性，但又非常錯誤地完全拋開了我國國有企業內部原有的并且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也仍然是必要的四個機構的權力運行載體即原代理人，非常錯誤地重新建立起了幾個難以或根本無法體現社會主義企業制度本質要求的新的機構運行載體即新代理人，并因此導致我們陷入了一個二難選擇的困難境地。這就是，在國有公司制企業內部法人治理結構的建立上，如果只單純繼續采取中方式的原有四個機構作為公司權力運行載體，那么，雖然能夠體現社會主義企業制度的本質要求，卻難以或無法在國有公司制企業內部保證形成一種必要的以權力、決策、監督、執行四個機構三權分離、三層定位、三級負責制為核心的權力制衡機制，因而也必然會嚴重制約企業內部的管理效率；如果只單純采取西方式的新的四個機構作為公司權力運行載體，那么，雖然能夠保證在國有公司制企業內部真正形成一種有效的以四個機構三權分離、三層定位、三級負責為核心的權力制衡機制和相應提高企業內部的管理質量和管理效率，但又使其難以或根本無法體現出社會主義企業制度的性質。正因如此，就自然造成了在已進行公司制企業改組的國有企業內部，不得不暫時出現目前我們所能看到的那樣一種極不正常的所謂“新老三會”兩個不同類型權力系統同時并存、六駕齊驅，并且雙方又各執一詞、互相爭辯、互相爭權、互相掣肘的混亂局面。結果不僅嚴重影響了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即“老三會”職能的充分發揮，而且也難以或根本無法保證“新三會”的正常運作，無法保證形成以四個機構三權分離、三層定位、三級負責為核心的良好的權力制衡機制，因而也就必然會嚴重影響企業內部的管理質量和管理效率。

　　基于上述對我國國有企業領導體制自身發展過程中的經驗教訓所進行的全面回顧與分析，我們可以形成以下共識，這就是，任何一個事物的發展，都有其自身內在的規律；我國社會主義企業領導體制自身的不斷完善，也應該有其自身發展的內在規律。因此，在繼續保持我國國有企業內部原有四個機構作為公司權力運行載體的基礎上，將西方公司制企業法人治理結構中內在著的那種以權力、決策、監督、執行四個機構三權分離、三層定位、三級負責、相互制衡為基本特征的“四、三、三、三”的權力制衡機制和權力結構方式，適當移植于我國國有企業內部原有的四個權力機構載體即原代理人之中，從而使我國國有企業內部已被實踐證明是能夠用來充分體現社會主義企業制度本質要求的原有四個好的權力運行載體，與西方公司制企業法人治理結構中內在的、并且已被實踐證實是非常有效的那樣一種以權力、決策、監督、執行四個機構三權分離、三層定位、三級負責、相互制衡為基本特征的比較好的“四、三、三、三”的企業權力結構方式和權力制衡機制實現緊密結合，并形成一個完整的有機統一體，將會成為我國社會主義企業領導體制自身發展的一個必然趨勢。因為只有通過這樣一種使我們國家內部所特有的那種好的企業權力運行載體，與西方國家公司制企業內部所特有的那種好的企業權力運行機制二者實現有機結合的中西合璧方式，才能保證我們所建立的國有獨資有限公司的法人治理結構形式，在首先確保既能充分體現中國國情和中國特色，同時又能充分體現西方公司制企業法人治理結構的一般權力結構原理和國際慣例的條件下，徹底消除目前所面臨的那種“新老三會”兩個不同類型權力系統同  時并存、相互掣肘的混亂局面，盡快實現科學化、規范化運作。

　?。ǘ?通過中西合璧方式，探索建立我國國有獨資有限公司法人治理結構形式的主要做法

　　通過中西合璧方式，將中國國有企業內部原有的四個好的機構載體，與西方公司制企業法人治理結構中所具有的那種好的“四、三、三、三”的權力結構方式和權力制衡機制及其科學構造方法、構造原理和國際慣例二者緊密結合有機統一起來，探索建立我國國有獨資有限公司的具有中國特色的法人治理結構形式，應重點做好以下兩個方面的工作。

　　1．科學理解和準確把握西方公司制企業法人治理結構及企業權力結構的基本構造方法、構造原理和一般結構規律。

　　自黨的十四屆三中全會提出國有企業要建立現代企業制度之后，在對西方公司制企業法人治理結構中關于現代企業內部科學權力結構形式的基本構造方法、構造原理和結構規律的認識上，我國經濟理論界一直存在著一個似是而非、使人難以辨認，但又直接涉及到我國國有企業改變根本政治制度和政治方向及其原有社會主義企業制度性質的重大理論誤區，這就是，有些同志（其中包括一些著名經濟專家）把只適用于西方資本主義公司制企業，因而只具有特殊規律性質的那種由股東大會、董事會、監事會、經理層等四個機構組成的法人治理結構形式，錯誤地看成了也同樣能夠適用于我國社會主義公司制企業，因而具有一般規律性質和普遍真理的唯一正確的科學公式，并以這種錯誤理論為指導，在實踐上總是試圖將西方公司制企業內部的四個機構形式，生搬硬套于我國國有公司制企業之中，從而使我們通過削足適履的途徑，以求實現所謂國有企業制度的創新。結果使我們所要追求建立的國有企業法人治理結構形式，已經遠遠脫離了我們所要始終堅持的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特別是社會主義政治制度的中國國情和中國實際。這是直接造成前段時間在我國國有企業產權制度改革已經突飛猛進的情況下，而我國國有企業法人治理結構的改革卻總是舉步維艱、進展遲緩，至今仍然難以實現根本性突破的一個主要原因。

　　我認為，通過學習和了解西方公司制企業建立法人治理結構的基本理論知識和近幾年我們國家所進行的有關現代企業制度建設方面的實踐活動，特別是通過運用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立場、觀點和方法，對西方公司制企業法人治理結構中原有四個機構現象的研究分析和對其內在本質的深入挖掘，我們將會從中得到這樣一個適用于中西方公司制企業因而具有一般規律性質的認識和有益啟示：如果嚴格按照西方公司制企業所要求的法人治理結構關于企業內部權力層次結構形式的一般原理，那么任何一個西方或現代公司制企業內部科學而完整的法人治理結構的形成都應該經過這樣一個基本程序和基本過程才能最終完成，這就是：首先，按照一定（即直接出資者）原則，通過一定（即在企業外部）方式，建立起一個由企業全體出資者組成的非常設機構，并使其作為企業的最高權力機構（西方稱為股東大會），從而形成公司法人治理結構中的第一層或最高層權力載體。然后，由已經作為企業權力機構的那個非常設機構，通過一定（即依出資份額多少確定）方式，直接產生出一定人員，分別組成和建立起同級并列的另外兩個機構，并使它們分別作為企業內部的常設決策機構（西方稱為公司董事會）和常設監督機構（西方稱為公司監事會），在企業權力機構閉會期間，受其委托，分別代行其對企業內部日常的全部領導決策權和對企業決策機構所實施的全部日常的直接監督權，從而形成公司法人治理結構中的第二層權力載體。最后，再由那個常設決策機構，通過一定（即聘任）方式，直接產生出一個機構，并使其作為企業內部的一個常設執行機構（西方稱為總經理），受企業常設決策機構的直接委托，代行其對企業內部日常的全部行政指揮權，從而形成公司法人治理結構的第三層權力載體。經過上述三個主要環節和基本程序，就在企業中首先依次產生出了包括一個非常設機構——作為公司最高權力機構的公司股東大會和三個常設機構——作為企業常設決策機構的公司董事會、作為企業常設監督機構的公司監事會、作為企業常設執行機構的公司總經理在內的由四個機構組成的企業內部三個層次的權力組織結構。在此基礎上，再通過對它們依次進行科學的分層定位和職權職責范圍劃分，在它們之間建立起一種以權力、決策、監督、執行四個機構三權分離、三層定位、三級負責（即企業職工個人要對企業常設執行機構直接負責，企業常設執行機構要對企業常設決策機構直接負責，企業常設決策機構要對企業權力機構或出資者直接負責）、相互制衡為基本特征的良好的自我約束機制、自我激勵機制和高效運轉機制。這樣，作為一般性的西方和現代公司制企業法人治理結構形式，就自然產生并最終形成了。因此，上述這種不僅適用于西方公司制企業而且同樣適用于任何一個現代企業管理過程的所謂“四、三、三、三”的科學權力結構形式，也就大致反映出了西方公司制企業法人治理結構中關于一般現代企業內部科學權力結構的基本構造方法、構造原理和一般結構規律。我們在探索建立國有獨資有限公司的法人治理結構時，也應當適當參照和學習借鑒這種“四、三、三、三”的科學權力結構形式的一般構造方法、構造原理和結構規律。

　　2．立足于中國國情，同時參照西方和現代公司制企業法人治理結構的基本構造方法、構造原理和一般結構規律，探索建立我國國有獨資有限公司的具有中國特色的法人治理結構形式。

　　通過前面的分析我們已經知道，如果單純按照西方和現代公司制企業法人治理結構的一般構造方法、構造原理和結構規律來構造我國國有獨資有限公司的法人治理結構形式，那么我國國有獨資有限公司的法人治理結構將會呈現出這樣一種基本形式，這就是：首先，按照直接出資者原則，在國有獨資有限公司外部建立起一個由用來確保實現國家出資者權益的各級政府（黨委）的專門派出機關直接充當的在企業外部作為各級政府（黨委）的專職常設機構、在企業內部卻具有一定非常設機構性質的機構，并使其作為國有獨資有限公司法人治理結構中的最高權力機構（類似于西方公司股東大會），從而形成國有獨資有限公司法人治理結構中的第一層或最高層權力載體。然后，由已經作為企業最高權力機構的各級政府（黨委）的專門派出機關，通過一定（即委任）方式，直接產生出一定人員，分別組成和建立起同級并列的另外兩個機構，并使它們分別作為企業內部的常設決策機構（類似于西方公司董事會）和常設監督機構（類似于西方公司監事會），在一定職權范圍內，受各級政府（黨委）專門派出機關的直接委托，分別代行其對企業內部日常生產經營活動的全部領導決策權和對企業常設決策機構所實施的全部日常直接監督權，從而形成公司法人治理結構中的第二層權力載體。最后，再由那個類似于西方公司董事會的常設決策機構，通過一定（即聘任）方式，直接產生出一個機構，并使其作為企業內部的一個常設執行機構（類似于西方公司總經理），受企業常設決策機構的直接委托，代行其對公司內部日常生產經營業務活動的全部行政指揮權，從而形成公司法人治理結構中的第三層權力載體。經過上述三個主要環節和基本程序，就在國有獨資有限公司企業中依次產生出了包括由各級政府（黨委）專門派出機關直接充當的在企業外部作為各級政府（黨委）的專職常設機構、在企業內部卻具有一定的非常設機構性質的一個機構和企業內部的另外三個常設機構在內的由四個機構組成的三個層次的國有獨資有限公司的權力組織結構。然后再通過對它們進行科學的分層定位和職權職責范圍的依次劃分，在它們之間建立起一種以權力、決策、監督、執行四個機構三權分離、三層定位、三級負責[即企業職工個人要對企業總經理直接負責，企業總經理要對企業董事會直接負責，企業董事會要對上級政府（黨委）專門派出機關直接負責]、相互制衡為基本特征的良好的自我約束、自我激勵機制和高效運轉機制。這樣，作為一個一般性[這里雖然是根據資本主義的構造方法建立起來的，但由于最終不再是直接對股東大會負責，而是直接對上級政府（黨委）專門派出機關負責，所以這種法人治理結構也就不再具有明顯的社會屬性]的國有獨資有限公司的比較規范而科學的“四、三、三、三”的法人治理結構形式，就自然產生并最終形成了。

　　但是，按照馬克思主義唯物辯證法的觀點，任何一個事物都是共性與個性、一般性與特殊性的有機統一體。中國國有獨資有限公司法人治理結構的建立也是如此。因為中國國有獨資有限公司法人治理結構，必然有中國國有獨資有限公司法人治理結構的特殊規律。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的現階段，中國國有獨資有限公司在建立法人治理結構上的特殊國情和特殊規律主要表現在哪里呢？我認為，它應該主要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并相應依存于以下三個主要機構載體：①由于現階段我國國有獨資有限公司內部仍然是以生產資料社會主義公有制為基礎的，因而在建立法人治理結構上，必須繼續堅持職工集體是企業主人和由企業職工集體直接當家作主的社會主義生產關系的基本原則，而這個原則的具體體現又應相應依存于公司內部設置的企業職工大會或企業職工代表大會這個機構載體。②由我們黨的階級性質和我國國有企業所應承擔的社會主義兩個文明建設的雙重歷史任務所決定，必須堅持企業黨組織特別是企業黨委在國有獨資有限公司法人治理結構中的政治領導核心地位并充分發揮其領導核心作用，這是中國國有獨資有限公司在整個社會主義歷史階段中所應遵循并必須體現的又一個特殊規律。而這個特殊規律的充分體現，又必然是主要依存于企業黨委會這個機構載體。③由我們社會主義國家的性質所決定，任何一級的領導干部都是人民的公仆，都必須無條件地自覺接受人民的監督，因此，我國國有獨資有限公司內部的所有生產領導者和經營管理者（這里主要是指公司內部類似于西方董事會的常設決策機構成員和類似于西方總經理的常設執行機構人員），都必須無條件地自覺接受企業內部作為直接生產勞動者的全體職工的有效監督。這是我國國有獨資有限公司法人治理結構中應該充分體現的一個中國特色和特殊規律。而這個中國特色和特殊規律，又必然是主要通過將原存于國有企業內部的企業工會機構適當改組，使其成為國有獨資有限公司職工大會或職工代表大會的民選常設機構之后所形成，并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應運而生的公司職工監事會這個新的機構載體充分體現出來。所以我們在創造和建立我國國有獨資有限公司法人治理結構的具體實現形式時，必須既要充分尊重西方公司制企業法人治理結構形式所反映的“四、三、三、三”結構的一般規律，又要充分認識并密切結合我國國有獨資有限公司法人治理結構形式所應并必須體現出的上述三個方面的中國特殊規律。只有使西方一般規律和上述三個方面的中國特殊規律緊密結合、有機統一起來，才能確保在我國國有獨資有限公司中真正創造和建立起一種既符合國際慣例，又能充分體現中國國情的國有獨資有限公司法人治理結構的科學社會主義的具體實現形式。

　　1．關于我國國有獨資有限公司法人治理結構中權力機構的產生及其職權、職責范圍的確定問題。

　　通過中西合璧方式，在我國國有獨資有限公司中創造和建立有中國特色的法人治理結構形式，在公司權力機構的產生上，就不能只是單純沿著照搬西方做法和國際慣例的思路，使各級政府（黨委）的專門派出機關成為類似于西方股東大會的公司權力機構，獨自掌握和行使國有獨資有限公司的全部最高管理權。而是應該并必須嚴格按照以下思路，即使西方所要堅持的公司權力機構應由直接出資者組成，并由全體出資者共同掌握和行使全部最高管理權力的原則，與我們中方所要堅持的職工集體是企業主人，并由全體職工集體共同掌握和行使對企業的直接管理權的社會主義企業制度的基本原則結合起來統籌考慮、雙方兼顧的思路，使用來確保實現國家所有者權益的各級政府（黨委）的專門派出機關，與公司內部的企業職工大會或職工代表大會雙方同時并列，共同組成為我國國有獨資有限公司法人治理結構中的最高權力機構，并使它們二者在適當劃分職權、職責范圍和有著明確分工的前提下，對我國國有獨資有限公司共同掌握和行使類似于西方公司股東大會所應有的那部分職權和職責。

　　關于它們雙方的明確分工和各自所應有的職權和職責，可以大致作如下劃分：

　?。?）關于作為公司權力機構的各級政府（黨委）專門派出機關職權、職責范圍的確定問題。

　　作為公司權力機構的各級政府（黨委）的專門派出機關，應該由以下兩個專門派出機構組成。一個是用來代表國家或政府專門負責對與其有著直接投資關系的企業內部的國有資產（國有資本金）進行直接監督管理，并作為各級政府專門派出機關的各級政府專職國有法人企業資產（國有資本金）管理部門，另一個是用來代表黨和政府專門負責對與其有著直接投資關系的企業內部的主要領導干部職務、黨員隊伍以及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進行直接管理，并作為黨中央和各級地方黨委專門派出機關的各級專職直屬國有法人企業黨委。

　　各級政府（黨委）專門派出機關的職權和職責，主要就是確保實現國家或政府作為國有資產（國有資本金）出資者應該充分享有的那部分所有者權益。具體包括以下三個方面：①專門承擔對與其有著直接投資關系的企業內部的國有資產（國有資本金）實行統一監督管理的職權和職責。一方面，要承擔作為各級政府專職國有企業資產（國有資本金）受益主體的統一受益職能，專門負責統一收繳、管理與其有著直接投資關系的企業定時上繳的國有資產（國有資本金）占用或借用費（稅），即國有資產（國有資本金）正常增值費（稅）；另一方面，要同時承擔作為各級政府專職國有企業資產（國有資本金）投資主體的統一投資職能，專門負責嚴格按照一定時期國家產業政策所規定的投資方向，并參照各個企業對國有資產（國有資本金）的使用效益情況及其按時按量上繳國有資產（國有資本金）占用或借用費（稅）的情況，統一使用所有受益資產或資金，對與其有著直接投資關系的國有法人企業進行統一的再投資。②對與其有著直接投資關系的國有企業內部的有關領導干部，實行直接監督管理的職權和職責。其中主要負責通過一定（即民主集中制）方式，直接產生出它們所投資的企業黨委兼董事會成員，并負責對其進行日常的直接教育和管理工作。③專門負責對與其有著直接投資關系的企業內部的黨的建設和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工作進行直接的宏觀領導和指導。對除上述三個方面職權之外的應由類似于西方股東大會的各級政府（黨委）專門派出機關直接掌握和行使的那部分職權，要根據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和社會主義制度的內在要求，全部下放給公司內部的企業職工大會或職工代表大會直接掌握和行使，從而使公司內部企業職工大會或職工代表大會機構也同時具有一定的權力機構的性質。

　?。?）關于通過政府（黨委）專門派出機關適當下放國有企業自主決策權力，而被提升為國有獨資有限公司權力機構的企業職工大會或職工代表大會機構的職權、職責范圍的確定問題。

　　作為公司權力機構的企業職工大會，一般情況下應由在公司職工大會召開時所有與該公司實際存在著正式勞動合同關系的全體在崗和待崗職工組成。

　　企業職工大會的職權和職責，主要是直接承擔和行使除應由各級政府（黨委）專門派出機關行使的上述三個方面職權、職責范圍之外的應由類似于西方股東大會的公司權力機構行使的那部分職權和職責。具體包括以下兩個方面：①對其所在企業內部的有關領導干部實行直接管理的職權和職責。主要是負責通過一定IBp由企業職工大會直接民主差額選舉，同時由企業上一級政府（黨委）專門派出機關適當集中]方式，直接產生出公司監事會成員，并由他們組成公司常設監督機構——企業職工監事會。②對其所在企業內部的重大事項的最終決策權。包括批準和討論修改公司章程；批準和討論決定企業黨委兼董事會、企業職工監事會成員的報酬；審議和批準企業常委會兼董事會提出的公司發展規劃，財務預決算方案，投資、收益分配方案；直接審議和批準公司黨委兼董事會、公司職工監事會的報告等一些重大決策事項。

　　2．關于我國國有獨資有限公司法人治理結構中常設決策機構的產生及其職權、職責范圍的確定和內部機構設置問題。

　　通過中西合璧方式，在我國國有獨資有限公司中創造建立有中國特色的法人治理結構形式，在公司常設決策機構的產生上，就不能只是單純沿著完全照搬西方做法和國際慣例的思路，由作為企業權力機構的各級政府（黨委）的專門派出機關，通過一定方式，在國有獨資有限公司內部隨便建立起一個機構，然后就通過國家或政府授權，使其作為企業內部的常設決策機構，并受國家或政府的直接委托，代行政府機關類似于西方公司董事會所應有的那部分職能和職權。而是應該并必須嚴格按照以下思路，即使西方所堅持的公司常設決策機構要由公司權力機構直接產生，并對企業權力機構直接負責的原則，與中方所堅持的國有企業必須充分發揮企業黨組織特別是企業黨委的政治領導核心作用，以及要將企業兩個文明建設一起抓的社會主義企業制度的基本原則結合起來統籌考慮、雙方兼顧的思路，使由作為企業權力機構的各級政府（黨委）專門派出機關，通過一定（即民主集中制）方式，直接產生出一個企業黨委會機構。然后通過國家和政府授權，使其作為由各級政府（黨委）專門派出機關與公司職工大會或職工代表大會雙方組成的公司權力機構的一個法定常設決策機構，并受它們雙方委托，在繼續承擔其原有對企業內部黨的建設和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實施組織領導責任的基礎上，再同時代行其類似于西方公司董事會所應有的對企業內部物質文明建設實施日常決策和領導的那部分職權和職責。

　　作為公司常設決策機構的企業黨委兼董事會職權和職責，具體包括三個方面：①對公司內部有關領導干部的直接管理權。主要負責通過一定（即民主集中制）方式，直接產生出公司內部作為公司常設執行機構的企業總經理或行政首長人員，并對其進行日常的直接教育和管理工作。②對企業內部一些重大問題的直接決策權。其中包括對企業總經理就企業日常生產經營中的一些重大問題所提出的書面請示報告，予以集體審議和作出決策。上述問題包括公司的重大經營計劃和重大投資方案、公司內部管理機構的設置、公司內部的基本管理制度、公司財務預決算方案、公司增減成本和發行公司債券方案等。③負責對企業內部黨的建設和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直接做好組織領導工作。

　　關于企業黨委兼董事會內部機構的設置，除企業黨委原有的機構之外，根據職責需要，可以新建一個公司經濟發展戰略研究規劃辦公室，并使其作為企業董事會的常設辦事機構，在企業黨委兼董事會的直接領導下，專門負責協助企業黨委兼董事會制定公司經濟發展戰略目標規劃，同時協助公司黨委兼董事會對企業總經理就企業日常生產經營中的一些重大問題所提出的書面請示報告，及時做好提交董事會集體審議和批復工作。

　　3．關于我國國有獨資有限公司法人治理結構中常設監督機構的產生及其職權、職責范圍的確定和內部機構設置問題。

　　通過中西合璧方式，在我國國有獨資有限公司中創造建立有中國特色的法人治理結構形式，在公司常設監督機構的產生上，就不能只是單純地沿著完全照搬西方做法的思路，由應該作為企業權力機構的各級政府（黨委）的專門派出機關，通過一定方式，在國有獨資有限公司內部隨便建立起一個機構，然后就通過國家或政府授權，使其作為企業內部的常設監督機構，并受國家或政府委托，代行政府類似于西方公司監事會所應有的那部分職權和職責。而是應該并必須嚴格按照以下思路，即使西方所堅持的公司監督機構要由公司權力機構直接產生并對公司權力機構直接負責的原則，與中方所堅持的各級領導干部都是人民的公仆，必須通過一定形式對他們實施有效監督，從而使他們能夠真正對人民負責的社會主義的基本原則二者結合起來統籌考慮、雙方兼顧的思路，使原存于我國國有企業內部并具有一定企業職工監督機構性質的企業工會機構，通過適當改組，成為由作為公司權力機構的企業職工大會直接產生出的一個專職企業職工監督機構。然后通過國家或政府授權，使其作為由各級政府（黨委）專門派出機關與公司職工大會雙方組成的公司權力機構的一個常設監督機構。

　　作為公司常設監督機構的企業職工監事會的職權和職責，主要包括以下三個方面：①對公司內部有關干部的直接管理權。主要負責對企業內部行政系統中層財務負責人和企業職工監事會系統中層干部進行直接考察、職務任免及日常管理工作。②在企業職工大會閉會期間，受作為企業權力機構的各級政府（黨委）專門派出機關和企業職工大會雙方的委托，對由企業黨委兼董事會及其助手企業總經理或行政首長直接充當的企業常設決策機構和企業常設執行機構成員，在執行公司職務活動中所出現的違犯法律、法規和公司章程等不規范行為，實施直接監督、檢查、制止和責令限期糾正的權力。③對公司內部企業財務會計帳目進行定期或不定期的審計檢查和對企業內部資產（包括有形資產和無形資產、固定資產和流動資產）（資金）的統計以及檢查監督和管理的權力。

　　關于企業職工監事會內部機構的設置，根據職責需要，可以考慮主要配備以下四個部門，即：企業職工監事會綜合辦公室、負責對企業內部財務會計工作進行日常檢查的審計監督部門、負責對企業內部資產進行統計和對重大資產變動情況進行檢查監督的企業資產管理部門、負責對企業職工內部上訪的接待協調兼對企業決策和執行機構及其各個成員的行政行為進行監督檢查的行政監察部門，并使其作為由企業職工監事會充當的企業監督機構的四個常設辦事機構。

　　4．關于我國國有獨資有限公司法人治理結構中常設執行機構的產生及其職權、職責范圍的確定問題。

　　通過中西合璧方式，在我國國有獨資有限公司中創造建立有中國特色的法人治理結構形式，在公司常設執行機構的產生上，就既不能只是單純地照搬西方做法，而嚴重違背我國黨管干部的社會主義的基本原則，又不能只是單純地強調堅持黨管干部的社會主義基本原則，而繼續采取由作為企業權力機構的各級政府（黨委）機關部門直接越位管理企業常設執行機構（即企業總經理）的嚴重違背國際慣例的極不規范的做法。而是應該并必須嚴格按照以下思路，即使西方所通行的企業常設執行機構（即企業總經理）應由企業常設決策機構（即董事會）直接產生并對其直接負責的原則，與中方所堅持的黨管干部的社會主義基本原則二者結合起來統籌考慮、雙方兼顧的思路，使由作為公司權力機構的各級政府（黨委）專門派出機關直接掌握和行使的對我國國有獨資有限公司內部常設執行機構（即企業總經理）進行直接管理的那部分權力，按照國際慣例，全部下放給應作為公司常設決策機構的企業黨委兼董事會去直接掌握和行使。企業黨委兼董事會再通過一定（即民主集中制）方式，直接產生出企業內部的常設執行機構（即企業總經理），并使其作為企業黨委兼董事會的一個法定常設執行機構，直接受企業黨委兼董事會的委托，代行其類似于西方公司總經理對企業內部日常生產經營業務活動的全部行政指揮權的那部分職權和職責。

　　作為企業常設執行機構的企業總經理的職權和職責，具體包括以下兩個方面：①對企業內部有關領導干部的直接管理權。主要負責對企業行政系統（除人事和財務部門主要負責人之外的其他部門）中層干部進行考察、職務任免和日常教育管理工作。②對企業內部日常生產經營活動實施全部行政指揮權。主要負責在企業黨委兼董事會授權范圍內，嚴格按照作為企業權力機構的各級政府（黨委）專門派出機關與企業職工大會以及作為企業決策機構的企業黨委兼董事會的決定及有關指示方向，對企業日常生產經營活動中所遇到的問題及時作出決策，并負責做好直接組織落實工作。

　　綜上所述，我認為，通過中西合璧方式而建立的由職責清楚、分工明確的各級政府（黨委）專門派出機關與企業職工大會或企業職工代表大會雙方充當的企業權力機構（類似于西方公司股東大會）；由作為企業權力機構的各級政府（黨委）專門派出機關直接產生，并使其作為各級政府（黨委）專門派出機關與公司職工大會雙方法定常設機構的企業黨委兼董事會充當的企業常設決策機構（類似于西方公司董事會）；由作為企業權力機構的企業職工大會或職工代表大會直接產生，并使其作為各級政府（黨委）專門派出機關與企業職工大會或職工代表大會雙方法定常設機構的企業職工監事會充當的企業常設監督機構（類似于西方公司監事會）；由作為企業常設決策機構的企業黨委兼董事會直接產生，并使其作為企業黨委兼董事會法定常設機構的企業總經理充當的企業常設執行機構（類似于西方公司總經理）等四個機構組成的，以我國社會主義的權力、決策、監督、執行四個機構三權分離、三層定位、三級負責[即企業職工個人要對企業總經理直接負責，企業總經理要對企業黨委兼董事會直接負責，企業黨委兼董事會要對上級政府（黨委）專門派出機關和企業內部職工大會或全體職工集體直接負責]、相互制衡為基本特征的那樣一種所謂“四、三、三、三”的比較規范和完整的國有獨資有限公司企業權力結構形式，就應該是一種有中國特色的現代企業制度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所要求的我國國有獨資有限公司法人治理結構的一種科學社會主義的具體實現形式。因而它不僅是我國國有獨資有限公司法人治理結構應該努力建立的一種形式，而且是我國所有國有集體控股企業都應該積極創造條件，努力爭取建立的一種既符合國際慣例，又真正具有中國社會主義企業制度特色的比較規范而科學的公有制企業的法人治理結構形式。

　　主要參考文獻

　　1、《論建立社會主義的現代企業制度》，霍憲森著，山東人民出版社2000年5月版

　　2、《理性出擊——中國企業改革分析》，錢津著，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9年9月版

　　3、《中國基層民主發展的最新突破》，黃衛平主編，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年3月版。

　　4、《論建立中國特色的橫向權力監督體制》，霍憲森，發表于2003年12月4日中國人大新聞網理論研究欄目和2004年1月2日中華人民共和國監察部網監察論壇欄目。

　　5、《“四三三三”結構是我國基層單位領導體制的最佳形式》，霍憲森，發表于2003年4月1日中國人大新聞網。

　　6、《論民主集中制的科學含義及其具體實現形式》，霍憲森，發表于2004年9月10日中國政治學網政治學前沿欄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