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改稅是建國以來我國稅制建設中的一次重大改革，是改革開放以后，國家進行經濟體制改革處理國家與企業分配關系的重大措施，對于推動改革開放、促進經濟發展都起到重要作用。為回顧這段改革歷史，日前，記者采訪了原國家稅務局副局長王平武。

　　利改稅的背景

　　利改稅，就是把國營企業利潤全部上交國家，改為國家按照規定的稅率向國營企業征收所得稅。利改稅的同時，對整個工商稅制進行全面改革，使稅制能夠適應改革開放形勢的需要。

　　改革開放前，我國實行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財政上實行統收統支體制，企業利潤統統上交國家，利潤多了多交，利潤少了少交，虧損了國家彌補。這種辦法嚴重束縛了企業和職工的積極性，產生了企業吃國家“大鍋飯”、職工吃企業“大鍋飯”的現象。改革開放后，要搞活經濟，進行企業改革，首先要解決國家同企業的分配關系問題，打破“大鍋飯”，這是整個經濟體制改革的首要的、核心的環節。這一改革既要保證國家財政收入的穩定增長，又要留給企業一定的自主財力，讓企業發展有后勁。

　　為實現這個目標，經過長時期的調查研究和試點，提出來搞利改稅，把改革統一引導到利改稅的路子上去。通過國營企業上繳所得稅，把國家同企業的分配關系用法律的形式固定下來，使企業逐步做到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真正成為獨立的經濟實體。在此基礎上，把職工利益與企業的生產經營結合起來，打破平均主義，使先進的得到鼓勵，落后的受到鞭策，實現多勞多得。

　　在利改稅過程當中，為適應改革開放、經濟發展的新形勢，除開征國營企業所得稅外，還要有其他稅種配合，要全面改革工商稅制。回顧我國稅制的發展歷程可以看出來，之前，我國的稅收制度經歷了多次簡并，特別是文化大革覆蓋那次簡并，把我國的稅制改得過于簡單化了，對國營企業只征收一種工商稅，對集體企業除征收工商稅外，還征收一種集體企業所得稅，還有幾種地方小稅，作用微乎其微，稅收調節生產、調節分配的經濟杠桿作用都很難發揮。

　　改革開放后，經濟成分多元化，經營方式多樣化，經濟活動多種多樣，單一稅制已不能適應，需要進行全面改革。這也是利改稅的重要內容，改革之后，稅收才能發揮應有的調節作用。

　　利改稅的內容和步驟

　　利改稅分兩步進行。第一步利改稅，從1983年6月1日開始實施，當年1月1日開始對國營企業普遍征收企業所得稅。規定對大中型國營企業按55%的稅率征收所得稅，剩余45%的稅后利潤采用不同方式再上交國家一部分，有的叫遞增包干，有的按固定比例上交，有的征收調節稅，因實因地按戶來定，沒有作統一的規定；對小型國營企業按八級超額累進稅率征稅，其余的留給企業，讓其自負盈虧。

　　第一步利改稅的執行結果是基本體現了“國家得大頭、企業得中頭、個人得小頭”的原則，1983年，國家拿了61.8%，企業留了38.2%，其中生產發展基金占47.6%，集體福利基金占17.4%，職工獎勵基金占35%，起到了較好的作用。但這一步仍存在一些需要完善的地方：稅種比較單一，很難發揮經濟調節作用；稅后利潤的分配辦法多種多樣，國家同企業的分配關系沒定性。因此需要進行第二步改革。

　　第二步利改稅從1984年10月開始實施。改革內容有幾方面，一是完善利改稅辦法，對大中型國營企業仍按55%的稅率征收企業所得稅，稅后利潤一律再征收利潤調節稅，一戶確定一個稅率，由財政部門和企業主管部門一家一家地核定。確定后若企業利潤有增長，對于增長部分減征調節稅70%。

　　與此同時，根據利改稅的需要，對整個工商稅制進行了全面改革。具體來說有四個方面，一是把原來的工商稅一分為四，按性質劃分為產品稅、增值稅、營業稅和鹽稅，調整并細化了稅目、稅率；二是開征資源稅，調節級差收入；三是恢復和開征房產稅、土地使用稅、車船使用稅、城市維護建設稅；四是對盈利的國營企業征收企業所得稅、調節稅。通過改革，把國家同企業的分配關系用稅收法律形式固定了下來，初步形成了中國現代稅制的框架，即以流轉稅、所得稅為主體，各稅種相配合的復合稅收制度。

　　總體來講，利改稅是成功的，把國家同企業的分配關系用稅收的形式固定下來，既保證了國家財政收入穩定增長，又擴大了企業的自主財力。一開始大家擔心讓利給企業會不會很大地影響財政收入，事實說明，國家財政收入不僅沒有減少，反而有了增長，用現在的話說，改革實現了雙贏。1984年，財政收入增長了21.1%，1985年增長了25.2%。同時，改變了兩個吃“大鍋飯”

　　的狀況，進一步調動了企業、職工的生產經營積極性，對推動整個城市經濟體制改革發揮了重要作用。

　　改革中碰到的思想阻力

　　當記者問到利改稅改革中有無爭議時，王平武認為，利改稅是史無前例的一次改革，在人們的思想意識上有不同的認識是自然的。利改稅從兩個方面觸動了人們的思想意識，給改革帶來了一定的阻力。

　　第一，改革觸及到傳統的“非稅論”理論，長期以來這一理論認為，全民所有制企業只能上交利潤，是不能征稅的。利改稅要把利潤上交改為征稅，這就動搖了這個理論根基，必然產生思想上的抵觸。由于中央領導根據改革開放大局，推行利改稅態度十分堅決，改革過程中，“非稅論”沒形成氣候，但不時會流露出來。

　　第二，承包的呼聲很高。我國農村經濟改革首先推行的是土地承包責任制，很快調動起了農民積極性，一包就靈，馬上見效，農業生產發展很快。許多人就主張讓“包”字進城，把承包引進城市，作為解決城市經濟體制改革的辦法。但是城市跟農村的情況大不一樣，城市經濟復雜得多，分配頭緒也很多，一個“包”字確實難以解決問題。在這個問題上，中央領導認識非常明確，提出要排除干擾，堅決推行利改稅。記得副總理田紀云說過，利改稅是城市經濟改革的一把鑰匙。可以看出，中央領導非常看重利改稅這一改革。所以在改革過程中，承包思潮也未形成氣候。

　　但根深蒂固的思想意識問題總不是容易改變的，一有合適的土壤還會出現反復。在后來的利改稅推行過程中，這兩大思想阻力又開始露頭。這可能跟利改稅對國營企業征稅辦法有一定關系。當時過分強調保財政盤子，對征收所得稅后的利潤還要征收較高的調節稅，調節稅又是一戶一率，由財政部門、企業主管部門一對一地協商確定，很不規范。推行起來，久而久之，很容易走到利潤承包的路上去。1987年前后，在國營企業中實行利潤承包辦法一度占了上風，有的甚至把所得稅也作為企業承包內容，把國家同企業的分配關系又打亂了。這個問題成為后來多年來稅制改革重點解決的問題。值得慶幸的是，1994年成功進行了全面稅制改革，構建了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需要的一套新稅制，進一步確定稅收作為國家同企業分配的基本形式，徹底地否定了承包的做法，為規范稅收和利潤承包之爭畫上了圓滿的句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