會計重要性是報表使用者對會計信息的一種需求特征，其含義表現在兩個方面：1.報表使用者只需要重要的會計信息。2企業管理當局按報表中是否存在重要的遺漏或錯誤承擔法律責任。實務中，企業管理當局依據這樣的標準對外編報會計報表，法官依據這一質量標準判定管理當局應否承擔法律責任，審計人員依據這一標準來確定自己發表審計意見的類型。

　　審計人員對重要性原則的使用

　　企業外部人需要重要的會計信息，審計人員對重要性原則的使用就是根據各項法規、準則的規定及審計人員自身的專業判斷，檢查被審計單位管理當局是否遺漏或錯報了企業外部人需要的重要的會計信息。

　　審計人員對重要性的運用包括二個方面：第一是以重要性水平作為判別會計報表質量狀況的標準，并依據這一標準對會計報表的質量狀況發表審計意見；第二是作為審計行為（工作）的準則，即：只檢查會計報表在所有重要方面是否符合“三性”（合法性。公允性、一貫性）。

　　我們知道，國內外審計實務中，審計人員對重要性水平的判斷往往是審計人員（CPA）的一種主觀行為，盡管他們也會根據有關資料和以往經驗來確定他認為合理的重要性水平。但是，確定重要性水平的方法，并沒有從會計報表使用者的立場出發，至少分析問題的起點沒有考慮特定的環境下報表使用者的要求。

　　特別是我國審計理論界在引進國際上“六大”會計師事務所的經驗時，只注重結果，而沒有考慮在不同環境下會計報表使用者對重要會計信息的需求是有差異的。筆者認為，審計人員要從會計報表使用者使用會計報表的目的出發確定審計重要性水平，而不應該脫離這一特定的目標與要求，就事論事地僅從報表本身和審計人員的感覺出發。一般來說，企業的利益關系人分為投資者（包括國企的主管部門或國資公司或者說是以所有者身份出現的國家或政府）、債權人、市場管理者（工商局、稅務局及相關管理部門）、企業經營者、企業一般員工。他們欲實現使用會計報表目標進而對會計報表判斷的標準各不相同。因此，審計人員應根據審計委托的不同目的，參照國家相關的法規規定，再結合審計人員的專業判斷來確定重要性水平。審計行業組織（如 CPA協會）應該在一定的時期內從統計學意義上對會計報表使用者使用會計報表的目的及會計報表使用者相應的判斷與決策標準進行研究，并依此確定參考性的有關會計報表審計的重要性標準，定期或不定期的發布。這樣，或許可以避免審計人員就事論事地從會計報表本身及自身的感覺出發確定重要性水平。

　　重要性原則作為企業會計人員的簿記工作原則與編報工作原則

　　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IASC）對會計重要性的定義是：“如果信息的錯報或漏報會影響使用者根據財務報表作出的經濟決策，信息就具有重要性”，也就是說，在決定一項經濟業務（信息）是否納入會計報告時，要看它是否影響報表使用者的決策。反過來說，如果某一項經濟業務不影響報表使用者的決策，該項信息是否就可以不編報呢？顯然，會計人員不能按照這樣的思路來理解或使用會計重要性原則。因為會計信息是一種分類累積的信息，單一的經濟業務信息的遺漏是不重要的，但累積的同類經濟業務信息卻可以是重要的。

　　另外，隨著經濟的發展，企業內部與企業外部對信息需求差異越發明顯，財務會計報表主要報務于企業外部人對企業信息的需求，企業內部人特別是管理人員對企業信息的需求更多地轉向簿記或內部報表。于是人們自然會問，簿記是不是也只需記錄重要的會計信息；我們說，所謂的重要與不重要只是一個相對的概念，在一定的條件下，它們是可以相互轉化的。從會計產生過程來看，“簿記”只是半成品，會計人員要按照企業內外信息使用者的不同需求，在簿記的基礎上加工出不同的最終產品。會計人員對重要性原則的運用肯定要貫穿到簿記行為（生產）過程中。但是，簿記對經濟業務的反映必須連續且不能遺漏。不然，簿記將不能滿足對資產的安全與完整的管理需求，也不便于以它為基礎加工出滿足企業內外部人所需要的不同的最終產品。因此，簿記行為對重要性原則的運用。只是按照企業設計的會計制度，在序時、連續地登記企業發生的每一筆經濟業務時，判斷經濟業務如何分類反映。如企業購置一項設備，價值2000元，是納入固定資產核算還是納入低值易耗品核算，這就有一個重要性原則的運用問題。

　　當然，簿記中也可能遺漏一些會計信息，但這種遺漏主要考慮的是成本效益原則。以企業折舊為例：很多企業采用的是綜合折舊法，即報表上納入成本、費用核算的折舊額并不是將每一項固定資產的折舊計算出來后，再累加求和計算當期折舊額，如果那樣的話，核算成本太高。按綜合折舊率計算出一個大致的折舊額，已能滿足報表使用者對信息的需要。這就使得在簿記中不會登記某些具體的固定資產的折舊額。

　　既然簿記中不能漏記，為什么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IASC）對會計重要性的定義中要強調“漏報”？筆者以為這有以下幾個方面的原因：

　　首先：這一定義直接受到了判例法系國家法官判案影響。因此，它只是法官判案時判定企業管理當局或會計人員應否承擔法律者責任的原則，或者是審計人員審計時，據以確定審計意見類型的原則，而不應以此作為會計人員日常會計行為的原則。

　　其次，會計行為不可避免地會發生差錯：——錯記或漏記，并最終在會計報表中產生錯報或漏報。這種錯漏既可能有主觀故意也可能出于疏漏。從法律上來講，只要這種錯漏對信息使用者造成傷害，就應當追究信息提供者的法律責任。

　　第三、會計報表編報與簿記是有區別的，這種區別表現在：1.簿記要考慮“重要”與“不重要”之間的相對變化；2.管理人員需要從簿記中獲取信息。例如，在簿記中將原材料、產成品、低值易耗品分類反映，而報表中將這些信息合并為存貨反映，就是為了滿足企業內外不同信息使用者對會計信息的木同需求。因此，簿記不能允許有因成本因素以外的經濟業務的量的漏記。而會計報表的編報涉及到一些會計報表中數據的性質（報表項目的認定）發生變化時的披露問題：如企業資產的使用是否受到限制？企業是否被起訴？是否存在或有負債？等等。投資者關注這些信息，如果這些信息很重要，不披露就會影響投資者的判斷與決策。這些信息重要時不能遺漏。不重要，可遺漏。

　　因此，按照筆者的觀點，會計重要性作為約束會計行為的準則，與審計（或司法）重要性作為CPA發表審計意見或追究信息提供者法律責任的準則是有差別的。會計重要性從量的角度考慮不應強調“遺漏”或“不報”，只能強調“每個重要項目應在財務報表中單獨列報。不重要的金額應與具有類似性質或功能的金額匯總，不必單獨列報。”（國際會計準則第1號，29條）。“如果某項目單個看不重要，則應將其與財務報表內或附注中的其他項目匯總。但是，其重要程度不足以在財務報表內單獨列取的項目，對于附注而言，卻可能是足夠重要的，從而應在附注中單獨列報。”（國際會計準則第1號，30條人在會計報表項目的性質（認定）的變化上，可以強調不重要則不報（披露地如果為了保持與司法及審計的一致性而在會計重要性標準的表述上強調了“如果信息的漏報……”，則在將其作為會計人員的行為準則時，只能理解為量的信息不能漏報，而會計報表中數據的性質變化不重要時可以不披露。